孙子论虚实转换：
大胜利应是什么样的

——《孙子兵法》“形篇”、“势篇”、“虚实”篇现代解读之十八

 在前两次讨论里，我们着重讨论的是“小胜”——第一篇里说孙武所推崇的“小胜”，应该指的是具有“战略性小胜”，即一场绝对有把握也绝对精彩的胜仗，能够使我方及时扩大胜利影响，在一个更大范围内将战局引向更多和更大的胜利。

关于“小胜”讨论的第二篇，说善于捕捉机会打“小仗”、得“易胜”，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它的保障，不可能是官僚化的大集团作战，而只能是国家政治能力，军队组织能力和指挥者个人能力的创造性结合。

这一次的讨论，让我们转换视角，聚焦大胜，看看对于孙武来说，真正有意义的大胜应该是什么样的。既然在孙武看来，“小胜”都必须打出大意义来，那么对他来说，大胜又必须是什么样的？

首先必须明确一点：孙子的哲学是凡事皆可论虚实。正如“小胜”并不一定“实”不够（有的“小胜”甚至可形成“外溢”的“实”），短暂的、一时的“大胜”也未必有那么足的“实”，甚至还会暴露出一种全局意义上的“虚”的一面。解放战争初期，蒋军凭借兵强马壮，以占领200个城市为目标的汹汹气势，就属于这样的典型案例。

倘若一场“大胜”到头来并没有能够守得住，让对手卷土重来，重建交战前的秩序，甚至比交战前的秩序更加倒退，那么这样的“胜利”就一点正面意义都没有。因为它无法引导战争（作为非常态化的政治）重返常态化政治，重建社会的和平秩序。

在宏观意义上说，战争从未有纯军事的胜利或失败可言；它的结局必须具有长期的政治意义。

追求纯军事定义的胜利，无论看起来规模多么巨大，比如蒋军的占领200个城市，或者美军的占领阿富汗全境，从政治上看，或以持久胜利的标准来看，都是对“实”的主动放弃和对“虚”的无端痴迷。 

战场的胜负，发生只在结束战斗的一时之间。但真正的“大胜”，必须能够体现一种未来眼光，能够对政治、社会、经济的全局走势起到决定性的，或具有长期时效的作用。

在中国经典兵学看来，“小胜”尚且必须从大局着眼，为大局服务；“大胜”就必须对理想中的未来局势起到实现或促成的作用。也就是说，它必须是一个不可逆的胜利，是战局演变过程中的一个不容倒退、不容翻盘的节点。至少，胜利者必须做到，在一场“大胜”之后，战局已不可能完全回到胜利前的局面，敌方已不可能重新夺回战争的主动权，或重新攻入我方新获的区域，或重新形成先前那样有力的抵抗。这也就是说，敌方以同样的武力，已无法将我方撼动。这样就为我方在占领区内建立有效统治，并进一步展开“伐谋”、“伐交”创造了机会。

这也是为什么说，在现实世界上，纯军事的胜利或失败都是不存在的，或不成立的。

凡是把战争当作是一次单纯军事行动的人，或者企图以单纯军事行动达到征服目的的人，都不可能获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因为他们不懂，也根本不会谋划如何把战争引导向常态化政治。让这种人放手厮杀，难免把国家带入一种攻而不克、占而不治、久战无果，直至弃甲而归的结局。

经常有美国人说，在越南，美军没输掉任何一场战斗，却输掉了整个战争。个中缘由，便是如此。后来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争，以及不久前的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都是类似的案例。

像这样的军事行动，无论气势有多么大，刚开始打得有多么爽，到头来不会扩大胜利者主导的秩序，也无法巩固它所获得的所有有形的和无形的利益。接着打下去，用孙武在“火攻”篇里的话讲，就是“费留”。用现代中国人的口语，就是“瞎耽误工夫”。 

的确，孙武用了很多笔墨讨论怎样确保“小胜”或“易胜”的实现。那是因为在他的“形篇”、“势篇”和“虚实”篇里，他关注的重点是战争的过程。但是，毋庸置疑，他肯定更想获得大胜；在他看来，“小胜”和“易胜”都是大胜的铺垫。他这三篇之前，他就给出了大胜的定义，那就是他在“谋攻”篇里所强调的“得全”（“用兵之法，全国为上”）——也就是一个国家凭借自己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式上的征服力（也包括感召力），通过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手段把其他国家（包括那些国家的人民）纳入自己所主导的常规秩序和社会生态。

这样的胜利，全世界的政治家都知道孙武是怎样称谓的，那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是孙武在“谋攻”篇里说的话。尽管只有很少政治家能够却是认真思考过怎样达到这一境界。

顺着孙武的逻辑，人们或可想见：所谓“伐谋”、“伐交”和“伐兵”，作为战胜的手段，并非非此即彼。他们并不是三条不同方向的道路，永不相交：而是像战场上的三支部队或三种战法，是经常要多手并用，互为铺垫的。

在人们的记忆里，国家之间几经“伐交”不成而随即“伐兵”，这样的案例很多，虽然“伐兵”的结果千差万别。人们经常埋头在“伐兵”事件的种种细节纠缠之中而不愿去问“伐兵”的前因和后果。

然而以“伐兵”胜利为基础开展的“伐交”的过程，如组建联盟，联合行动，恢复和平，重建秩序，把社会的整合提高到一个更高水平，在一个较大或更大范围内实现“得全”（《孙子兵法》“谋攻”篇里的意思），这样的案例则更加精彩。

像这样的“得全”，在中国人的记忆中，西周联盟的建立，就是一个历史的标杆。正如历史学家李硕指出的，西周重新定义了文明。 儒家把西周视为中国的“黄金时代”。与儒家针锋相对的法家也并没有否定西周的伟大，只是争辩说西周已成为历史；重返过去是不现实的。

与西周相比，后来靠武力征服天下的“大秦帝国”，存在了仅区区14年。

在现代世界史上，二战的胜利、联合国和一系列国际组织的建立，是第一个这样的全球案例，本来也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善之善者”。但这个体系不久即陷入了分裂。

二战后很多霸权战争，打来打去，却都未能实现新的常态政治和稳定利益格局。 

按照《孙子兵法》“形篇”的说法，“修道保法”就“能为胜败之政”。这句话，是放在“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之后的。它的意思应该是只有做到“修道保法”的一方，才有最大的把握，能够做到“胜兵先胜”。这是一种从政治进入战争的经验陈述。

而西汉政治学家所推崇的“逆取顺守”的转换，则是从战争返回政治，或返回到常态秩序的经验陈述。 “逆取顺守”说出自《汉书》，但它与贾谊在《过秦论》里将秦王朝速亡的原因归结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说法是体现着同样的逻辑。 也正因为西汉统治者有意识地规避秦朝的政治陷阱，才得以在起起伏伏中延续国祚400多年。

遗憾的是，历史教训，总被遗忘。大规模的军事胜利，甚至全国性的权力更迭，并不是每一次都能伴随社会治理水平的提高。

首先军事上的胜利者自己并没有“修道保法”和“逆取顺守”的意识；人性的缺陷很容易让他们把胜利变为一场万众欢呼，盛装登台的仪式，仅此而已。他们浪费了制度建设的重要契机。即便在不经意间推出一项两项重建秩序的政策，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意识，将这些政策进一步系统化和制度化。

在中国，或许仅仅除了汉朝，2000年间的朝代更替竟然都未能在大一统行政帝国的基本模式上加以重大改良与革新。因而自汉以降的多次王朝更迭，都可以被视为大胜后的经营（或“修道保法”、“逆取顺守”）的失败。 

点评：

让我们回到现代：所有的企业，在寻求发展的过程中，都渴望通过一次重大事件——比如某款网红产品的面世，或一笔重大融资的完成——让自己彻底摆脱先前的烦恼，进入一种潇洒、豪迈的全新生存状态。

这种愿望没毛病。但有的企业领导人却没有能够在财务上的生存状态发生改变以后，让公司日常业务的运行水涨船高，也随即提高起来。它的内部秩序仍然混乱，或者它的市场开拓、销售管理仍然停留在原有水平。可见企业领导人并没有从思想上为如何拥抱自己创造的胜利做好准备。

像这种缺乏自我革新意识的领导力，不经意间会给新产品下线，新融资到账这种本来很“实”的东西，注入不少“虚”的成分。

无论从投资者的角度还是从员工的角度来看，这种企业虽然发展状态得到了一时的改善，但长远来看，它到底有没有前途？仍是疑问，仍取决于它的内部机制是不是能够不断完善。

当然，完善机制不等于大企业化或官僚化——那也是一种相当可怕的“虚症”。在不同时代，不同的市场分层，真正的“实”在什么地方？也许只有那种会留给自己足够时间“务虚”的CEO才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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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作者近年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提供顾问、咨询服务期间，重读《孙子兵法》的系列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