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兵法里有一个对优秀将领常用的表述方式，叫“自古良将”。“自古良将”是一种什么样的领导力？

关于领导力，人们有几种基本认识：

第一种是知识型领导力。中国人偏向于强调知识，“学而优则仕”嘛。做领导这件事，愚昧必然失败。知识固然重要，但只有知识，尤其仅仅局限于科举考试要考的那些东西，却充其量做个文化人，做不成领导者。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这样批评过中国的文官制度。

韦伯的批评是否合理另当别论。但中国社会其实早就对那种文化人充满了鄙夷，明清以来，说他们“读死书”、“没有用”，是“书呆子”的言论充满社会底层。

第二种是英雄好汉的观点。不是说“刘项从来不读书”吗？在考试考不好且不愿再考的人中间，这种想法一向流行。但这样的领导力，做个“草头王”，拉起一支“七八个人、两三条枪”的队伍或许可以，完成一个大事业却也难。

比如刘、项的确都没怎么读过书，但刘邦身边却总是有饱学诗书的决策参谋，而项羽到最后却是孤家寡人——刘项的差别还是挺大的。

最后一种观点是职业工程师、经理人式的领导力。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就公开说过，他更喜欢这种领导力。他说军队的职业将领，其实也是一种职业经理人。这是一种“现代化”的领导力，是伴随着现代化大工业的发展而形成的；它的一个源头，就是20世纪初曾以“科学化管理”为名的美国“泰罗制”。

相比前两种领导力，现代职业工程师、经理人式的领导力固然有明显的长处，这种人讲究理性，办事仔细，既不会附庸风雅，也不会怒而兴师。但是，在危机即来的时刻，他们会挺身而出，振臂高呼吗？或者在前路迷茫的时候，他们能足智多谋，从容应对吗？人们仍不得而知。

由此可见，以上三种观点，都不足以概括领导力的全部，不足以回应出于大变局的社会提出的对领导力的全部要求。

于是市面流行的管理读物为领导者开列了一系列必备要素，就像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里对军队将领提出的各种要求——不禁使人感到，世界上恐怕没有谁能够达到所有那些标准；如果能够达到，就足以堪称完人。

其实，要想知道一种具有战略眼光的领导力应是什么样的，中国人还是不妨看看孙武的例子。

根据历史资料推算，孙武在写他的兵法十三篇的时候，只有27岁。那么试想，在他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头几年，他究竟是过着一种怎样紧凑的思想者和实践者相结合的生活方式？那种生活方式的一个特点，想必就是头脑的持续性、习惯性的紧张。

对于领导者们来说，花一定时间安排具体事务是必须的，偶然出入社交场合也无可避免，但他们的个人生活方式，必须要用更多时间观察社会，反思工作，或者与其他具有真知灼见的人一起交流思想，讨论问题。在思想上和心理上，他们必须永不停息地准备下一轮的作战或竞争。

比如《孙子兵法》里关于“虚实”的论述，不过区区600字。但一个指挥员如果想要具备这几段文字的要求，做到掌控战局，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驱使（“致人而不致于人”），又得需要多么强大的大脑来处理千变万化的战场信息！

怎样达到这一境界呢？《孙子兵法》没有明讲，但究其未言，无非就是要求战争的指挥者（或者现在，激烈商业竞争中的企业管理者）必须让自己的头脑保持高速运转，处理大量情报，不断调整计划，力争达到孙武所说的“形兵之极，至于无形”的“如神”境界。不难想见，能够在长期战争或商业竞争中获胜的领导人，一生中必定有无数的夜晚都是在寝食难安和冥思苦想中度过的。

以这种“自古良将”的标准套用在人们自己身上，恐怕网上那些热衷侃战略、侃军史的人百分之百都会自我淘汰。他们会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实在太紧张、太辛苦、太无趣。那种出于打工者心态，对996不断嘟囔、抱怨的人，对这种生活根本连想都不愿想，看都不愿看。

当然，人各有志，人们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只不过，那些立志带领团队，创造业绩的人，却无法选择。大量创业失败，究其根源，多半都是因为领导人半路上吃不了苦，从潜意识上嫌应付客户、维护团队、改进管理“太烦”。凡是那些需要根据局势变化做出判断、担当责任的人，凡是那些在这种岗位上想要做出贡献，留下传承的人，只能学着来过一种别人望而却步的生活，那就是一天到晚，一生一世都在观察“大局”，学习新知，整理思想。

说到这里，笔者不禁想起高科技产业曾经的一位统帅级人物，美国英特尔公司曾经的CEO安德鲁·格罗夫（Andrew Grove，1936-2016）。格罗夫就任英特尔领导人时，正当日本半导体产品行销美国之际。他带领公司放弃原有产品，聚焦芯片开发，终于获得IBM唯一供货商资格，使公司营收实现迅速增长。

比营收业绩更重要的是格罗夫的管理哲学。他的想法，是把公司变成一个永续型的创新组织。他有一部著作，书名是“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这句话在世纪之交，几乎是所有互联网创业公司的格言。

在精神病学上，“偏执”（paranoia）这个词，是一种非理性的感觉错乱的定义。但在通俗英语里，有精神上高度紧张，总怕什么事没做对、没做好的意思。

格罗夫经常把企业比作生物。“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个概念本身，也是与生物进化有关，更确切地说，是与人的进化有关。上世纪末，《经济学家》杂志曾有报道，一些科学家做过一次“环境考古学”分析，试图重构人类刚刚出现时的生存场景。

他们发现，在那时的东非大草原上，活跃着至少7种狮子、豹子那样的大型猫科动物。而人类，作为单体，又是最不易奔跑逃命的灵长类。怎么办呢？他们认为，人之所以能够进化为人，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像“偏执狂”一样，每时每刻提高警惕，通过组织起来维持集体的存在——这同时也促进了语言的进化。

格罗夫的格言，也是他的自我写照：他出生于匈牙利的一个犹太家庭，二战期间，他父亲被投入了纳粹集中营，他跟随母亲偷偷改换身份，才逃过了劫难。

上个世纪50年代，由于匈牙利改革失败，陷入混乱，身无半文，不会一句英语的青年格罗夫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在那里他一边打工一边学习，直到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

本来，他在加入英特尔之前有过一份收入稳定，能够胜任的工作。当他成为英特尔第一位员工时，他回忆说，来到一家新成立的企业，在从未有人涉足过的新领域里从事研发工作，这个转变叫他“怕得要死”。

格罗夫说自己一直在紧张、担忧中管理企业，担心外部的竞争，担心内部的问题。但最叫他为之不安，是那种宏观的、基本面上的变局——一方面是新高度上出现的新机会，另一方面，是一去不复返的旧时代，不再产生效用的旧方法……这种变局，直到现在，很多美国人都不愿面对。

从这里我们大概能够想见，也正是他自幼经历的所有的紧张，以及在紧张中生存和成长的习惯，才成就了格罗夫的事业。正如《曾胡治兵语录》里记录的曾国藩的话：“人才非困厄则不能激，非危心深虑则不能达”。

企业家内心的紧张感不分中外东西。海尔集团创始人张瑞敏也说过，作为一个力求创新、超越自我的企业的领导人，他“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 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来翻译格罗夫的“paranoid”，我认为，会比“偏执狂”让中国人更容易理解。

本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出处，说的就是管理。作为中国的上古典籍，《诗经》里就有不少的篇章，属于那时人们发表的政治评论。其中一首讽刺西周朝廷的后期庸主倒行逆施的诗歌，大意是：就像空手打虎，徒步趟河，人间处处，隐藏险恶。处理政务，又怎能不如临渊深，如履冰薄？

对此，南宋哲学家朱熹的解读是：通常，人们一般只知规避显而易见的“暴虎冯河”之险，却不能察觉隐于无形的丧国亡家之祸。

倘若不是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或即将从事的工作），不经过反反复复的思考和打磨，孙武肯定也是写不出来《孙子兵法》的。

大量中国经典兵法案例，都是死里求活、败中求胜，运用脑力，压倒数倍于己的敌方力量。这些兵法要义，都是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生活状态中得出的。

在现实中，笔者的一位朋友，是一位青年CEO。他说自己虽然不是名牌大学毕业，因为要创业，在业内自立门户，毕业后保持着每年80到100本理论书籍的阅读量来丰富自己，科学、社会、人文、法律一律涉猎，同时保持着与300多位客户的直接联系，“根本没时间娱乐、享受”。

笔者自己，也曾在这样的科技企业里工作——那里的研发团队，在招聘面试时就会问应聘者：我们这里大多数人周六都是会主动来工作的。你对这样的做法是不是认同？

同样地，据外媒报道，传自中国的“996工作文化”现在竟在美欧科技企业里悄然流行，带头的就是科技企业里的新一代青年极客。

美国Scale AI的女创始人，身家数十亿美元的“千禧一代”的Lucy Guo自称每周工作90小时，坚持每天5:30起床，工作直到半夜才休息。

英国1996年出生的风险投资家Harry Stebbings说，对欧洲企业来说，每周工作7天是必须的，要不然无法跟美国和中国的企业竞争；每天下午5点下班的CEO永远也不可能创立市值百亿美元的企业。 

点评：

中国经济自身的转型艰难，加上国际上波谲云诡的经济战，正在使新一代的中国企业家、管理者陷入春秋战国式的激烈、严酷的竞争状态，使他们别无选择，必须以卓然的精湛定义不屈的自我。

事实上，时代的竞争越激烈，中国就越有可能看到新一代的孙武和《孙子兵法》脱颖而出。只是不知道当读者读到这里，内心是否为参与这一创造历史的过程已暗自做好心理准备？

（2019/10/2；2025/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