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的胜局

——《孙子兵法》与AI时代：“火攻”篇解读之一 

本来，《孙子兵法》第十二篇“火攻”里那些关于用火作战的内容，因时间久远，时过境迁，无需现代人与之再纠缠了。人类尚未全面进入铁器时代的技术兵种或科技战争，到了21世纪，已是博物馆题材了。

但是孙武好像预见到了这个情况；他不愿放我们轻易离开。这一篇在讨论完火攻后又加了一段文字，意义非同小可。它体现了孙氏胜利观的另一个层面（关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层面，我们之前已讨论过了）。

在这里，孙武并不是以军人的口吻（不是像在“九地”篇里讨论死战或掠夺那样），而完全是以政治家或皇家高级政治顾问的口气在说话：“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流行的版本在这之前还有一些话，如“以火佐攻”、“以水佐攻”云云。但那些话明明仍是在讨论火攻的作战问题，与下文并看不出有逻辑上的任何联系。所以也有的版本把那些话单独分为一个段落。

在《十一家注孙子》里，关于费留的讨论其实并不多。贾林的解释是：“明主虑其事，良将修其功。”张预的解释是：“君当谋虑攻战之事，将当修举克捷之功。”

关于“费留”，诸家注释，都是兵疲师老，难以真正稳定局面的意思。

关于“修其功”这几个字，从曹操到杜牧，都解释为“及时论功行赏”的意思。博览群书的杜牧还援引《黄石公三略》里的说法“夫霸者，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信衰则士疏，赏亏则士不为用”。 不过笔者怀疑，这样的解释，是否眼界太小？论功行赏不过是治军之法的一部分，且向无争议；而治军之法，在整部《孙子兵法》里，都不属于重点讨论的议题。

从内容上看，及时论功行赏是一件应该做的事不假，但难道是占领一城或攻陷一国后唯一值得孙武提醒“明主虑之，良将修之”的任务吗？

从上下文来看，在这里加进来这样一个孤悬的“论功行赏”的意思，与后边表达的兴亡生死的国家关怀也从逻辑上连不起来。

根据现代兵学研究者的意见，整体地看，孙武这两句话的应该意思是：在取得作战胜利，攻下了敌军原先据守的土地和城邑以后，就应随即修明政治，稳定社会，不然胜利成果得不到巩固，甚至还会产生祸患，也就是被称为“费留”的情况。对这个问题，明智的君主必须加以慎重部署，贤能的将领也必须负起具体责任来。 

这样的解法，与《李卫公问对》中关于攻守的一段精彩论述是映证的。书中李靖说：“有国有家者，曷尝不讲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大而言之，为君之道；小而言之，为将之法。” 这里说攻城必也能攻“心”，而守城，必也能守“气”，不应仅仅理解为治军之说，更应理解为军队与社会、军队与公众关系的一条原则。 

那么为什么孙武非要在“火攻”篇的后边加上这样一段与前边的技术性讨论完全无涉的宏观论述呢？

细想这样做似乎也不难理解：孙武不可能在《孙子兵法》前三篇或者“形篇”、“势篇”和“虚实”篇里提出这个议题，不可能在基础理论尚未阐明的时候，一上来就讨论胜利应该怎样维护和经营。他只能在把战争实践的方方面面都加以讨论以后，在越来越接近大举进攻和完成作战的时候，再提出他关于如何巩固战后胜局的思考。

正好作为战争实践这一部分的最后一篇，“火攻”的篇幅也较短，为他提出他的胜利价值论提供了足够的地方。而整部著作的下一篇，即“用间”，则完全是另一个意义单元了。

从孙武的“费留”论，联系到他在前行各篇中表达的相关意思，比如对战争决策过程中必须明确“主孰有道”的要求；对久战不能“善其后”的警告；对“伐谋”而“得全”的主张，以及对“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的推崇，可以看出，他是有一个战争政治学体系的；他的胜利论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这方面，孙武的很多表述，包括“费留”论，均为历史上的首创。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青年思想家经过深思熟虑构建起来的一个体系，可惜只是通过作为实用哲学的兵法中的只言片语才表达出来，流传后世。

相比之下，世界上很多军事侃家，对五花八门的武器的性能了如指掌，却从未讨论过使用它们最大的效益是什么。很多侃国际政治的人，对制度的种种功能有很多的描述和分析，也有这样那样的要求，但也从未认真讨论过一个基本秩序是怎样才能得以维持的。

在现代世界，人们流行的胜利观，跟体育比赛的观众大致没有区别。赢了就是赢了，输了就是输了，大家拜拜，下回再来。这种体育胜利观，倘若带入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关系，但凡有正常思维的人，却不会认同。军事上的胜负，经不起频繁的反复，因为“子弹是会打死人的”。因而军事上的胜利，必须打出政治上的意义来，必须创造出可持续的价值来。

孙武认为，如果战胜者或占领者不会重修制度（其中也包括重立赏罚），建设一种不允许失败势力卷土重来的和平新秩序，那么就是白打胜仗，浪费资源，只是以暂时的军事压力掩盖了未来的社会风险。

这也就是说，对于孙武来说，只有当可持续性的和平秩序得以确立，而且使战胜者和参与胜利者的利益都已得到了确实保证，这才叫取得了真正胜利。

战争的目的，当然是胜利。但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就必须“打出”一个这样的胜利“局面”，那就是一种在战胜者的主持下，由其他各方（包括曾经的失败方）参与的和平秩序。唯有这样的胜利，才能消除未来由同样势力再次发动战争的可能性。这也就是说，对于孙武来说，单纯“打赢”并不等于胜利；胜利必须是能够体现长久意义和价值的。

在中国历史上，以军事胜利为启始而重建制度的案例，屡见不鲜。西周的礼乐文明的建立，虽始于牧野，却成于以周王、周政为中心的中原贵族联盟稳固建立。

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汉朝的建立，虽定于垓下，却发端于汉朝建国之父张良提出的“约法三章”的政策主张，陆贾关于不可“马上治天下”的先期劝告，以及刘邦对他们的建议的及时采纳。

解放战争期间，人民解放军每占领一城市，就立即宣布成立功能全面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妥善使用归降人士，严厉惩处抵抗分子，重建秩序；即使部队得令转战，也得保证与城市后续管理者顺利交接。

当代史上，一战的结束，很明显，就没有打出一种重建秩序的胜利。虽然一时曾有人试图建立某种国际秩序，但未能成功。结果时间不长，战云重起，妖孽横行，生灵涂炭。

而二战之后之所以能够在更长时间里避免了世界大战重演，当归功于80年前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更为有效。比如发动战争的德日两国至今都未获得战略自主的地位。

这些话，写在纸上，看起来平淡无奇。但和平秩序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可持续性胜利的价值，很多貌似有头脑的人仍然拒绝理解。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发动战争的人经常对自己行动的结局没有一个系统性设想，也根本不想照顾新占领、新控制区域的民众关系。因此他们很难建立“费留”的和平秩序。

比如曾经的苏东阵营，在二战胜利40多年后竟然全面解体，荡然无存，而且直到现在俄罗斯与一些其他前成员国的关系也比较难搞。

而美国，二战后在亚洲打了那么多仗，直到现在也没有能够与独立亚洲国家发展起稳定的伙伴关系。

于是人们看到，世界上的很多战争都是白打了。牺牲了那么多的生命，消耗了那么多的资源，却并没有能够做到像中国古代哲学家希望的那样“节威返文”， 换来较和谐的、可持续的和平秩序。这样一个严酷现实，可能即使到人工智能完全取代人类决策的时候，都难以改变。

点评：

当代史上，通过战争打出可持续性秩序的一个鲜有案例，就是联合国和国际金融体系的大框架的创立。这个大框架原本是一个共同合约基础上的全球制度的首创。但假使这个秩序的主要缔造者与维护者自己也开始不修功德，那么这个大框架的朽坏与散架也就势在难免。

无奈，这就是人们现在正在目睹的现实。

纵观2025年以来的国际经济关系，一场“准战争”式的经济游戏已由美国发动，在多条战线上展开。那种“想起一出是一出”的关税战，是不是就有“怒而兴师”、“愠而致战”的架势？孙武提醒人们，这种的势头是“凶兆”，绝不会带来吉祥。

那么企业怎么办？恐怕唯一的预案，就是学习《孙子兵法》，以任何能用的手段，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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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作者近年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提供顾问、咨询服务期间，重读《孙子兵法》的系列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