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子、孔子、佛陀、古希腊哲人并世的人类文明“轴心时代”（也是孙武所在的时代）， 在没有跨文化、跨语言交流的条件下，不同思想系统中都产生了一些几乎无法完全翻译的独特的表达方式，形成了它们的独特视角与个性。古代汉语里的“形”字和“势”字都是具有这样意义。

《礼记》中有言：“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的意思，指一切事物在地上的具体表象和体征。如果这一点说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么它的反义词“无形”，因为带上了一个“无”字，说起来就带有更深的思辨意味。

往往，汉语里的“无”并不等于“全无”，而仅仅指具体形式的“无”，实际上是“无形之有”；“无形之有”本身又意味着比具体形态的“有”包含更多的可能性。从“无形之有”到“有形之有”，可能会有多种转变形式和场景。

无论老子是出生在孙武之前还是之后（根据流行说法推算，是在孙武之后），《孙子兵法》对道家哲学、道家话语的继承却是毋庸置疑的。不管他是否向老子学习过，他肯定向某些道家师傅学习过哲学。老子说“上善若水”，孙武也在“虚实”篇里说“兵形象水”。 

道家的“有无之辩”，一个有代表性的论点，就是老子所说的“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意思是“有”给人带来便利，而“无”才是发挥作用的关键；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实现的。以同样逻辑，在兵法上，人们也可引申出“有形以为利，无形以为用”的说法，即以无形的，或无需拘泥于特定形态的运动，来捕捉和创造有形的胜利机会

但这里似乎有一个悖论：一支军队，或一个组织，是一个实体，又怎么会不具备一个特定的“形”？孙武说要想“先为不可胜”，就得“立于不败之地”。而一个组织占据某种“不败之地”，即使“不败之地”完全属于非物质的性质，也总得在组织结构，行为方式上有某种表现吧？这种表现也应该算是“形”的范畴吧？

况且在两军对垒之下，指挥者对于“形”的敏感性，应远超于常人。交兵如对弈，只要走出了第一步，就会呈现出特定的“兵形”，即把己方的阵势或布局暴露在对方的眼前。到这种时候怎样才能做到像“虚实”篇里说的那样，“形人而我无形”呢？从基本逻辑上说，既要守住一个“不败之地”，有要“兵形象水”，这样两件性质截然不同的事，怎么能够同时做到？

但在孙武看来，这两方面都必须做到，而且毫不含糊。怎样做？他的回答就是“兵者，诡道也”——在真实战场上，要想多打胜仗少牺牲，就必须用一个套一个的计谋，既坚守“不败之地”，又做到“兵形象水”。

请不要忘记，在《孙子兵法》的开篇，在孙武在介绍他的“诡道”体系时，一开头就说的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所谓“示之”，意思就是故意让对手看到某种经过伪装或扭曲的 “形”。这种形，某些兵学著作称为“虚形”。

在“虚实”篇里，孙武进一步指出：“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论述，意思是一支军队要有两种“形”：一种是得胜之后他人可见之形，比如胜利阅兵式上的形；而另一种，则是战斗过程中他人所不见，但“所以制胜”之形。

在这里，第一种的“形”，是被别人看到也无妨的，或特地准备给外界看的。而第二种“形”，却是必须隐蔽的或最好不要让别人一目了然的。

至于“不败之地”属于哪一种形？应视情况而定。别人容易偷学的，最好作为第二种；别人学也学不会的，也可以作为第一种。不过，“兵形象水”那种运动中的形则必须是属于第二种的形。

基于上边的讨论，不难理解，对于中国兵家看来，谁先打第一枪似乎无需在意，因为在我方已有准备的前提下（已然占据“不败之地”），必须是不能允许敌方先发制人的攻击取得预期结果的。

面对准备得当的抵抗，率先发动战争者反倒更有可能陷入被动，因为它在攻势中也将率先暴露出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曹操在《孙子兵法》的注中说：“敌攻己，乃可胜。”为什么？根据其他人对同一段落的注，那是因为“已见其形”，或“见其阙也”。

兵学家更重视的，是“兵形”的把握——他们必须一方面要观察和分析战争中的双方部署、部署的变化，以及整个战场的局面，另一方面，还要在战略上和战术上，故意掩盖某些战争意图和作战实力——目的是为了造成敌方对态势把握的差错，也为了在对敌打击的时候，造成更大的对敌压力和震撼性的效果。

他们认为，战争一旦打响，交战双方决策中枢都要从这一刻开始，根据战场上的“兵形”变化，推断对方战略意图，修正己方作战方案，以期采取有效措施颠覆对手的战略意图。因而在战争的每一阶段，应该展现或隐藏什么样的兵形？应该以什么样的部署或行动致使（或诱使）敌方采取什么样的回应？这些，对于“善战者”来说，都是比一城一池的得失更值得考虑的事情。

这样也就决定了，统帅者、指挥员必须不再将“兵形”仅仅视为战争中的自然形态（自然形成的一种“形”）。他们不得不主动策划与把控“兵形”，也就是把“兵形”也当作一种武器：真正的“兵形”是要隐蔽起来的；暴露出来的“兵形”都必须带有特定的“诡道”的功能。

唐朝人杜牧出身开国功臣之家，既是政论家、兵学家，也是诗人。在《孙子兵法》“形篇”的注释里，他说：“因形见情。无形者情密，有形者情疏；密则胜，疏则败也。” 对敌方兵形以及兵形变化，要尽量掌握。而对己方兵形以及运动的意图，则要尽量掩盖。

说到此，我们可以就“形”字的多种含义做一总结：“形”作为名词，可能包含三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一方有意展示的“形”。这个层次上的“形”经常是带有欺骗性的。

第二层意思，是它在无意中暴露的“形”，或被对方情报人员获取的或分析出的“形”。但这种“形”是不是真实的，还要进行验证、分析。

只有在第三层意思上的“形”才是真实的——那就是整个战局的走势。尽管双方的权力中枢都会不断发布虚假消息和言论，以期混淆视听，但现实情况终究难以掩盖。比如战火在哪里点燃，就说明战争已打到了哪里。独立、客观的第三方渠道的消息与民众的声音都能揭示一场战争的真正走势。

所有的形都可能不真实，或不完全真实，都需要核实和通过实践检验。

还必须注意的是，“形”字有时是作为动词使用的。比如“虚实”篇里说的：“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这里的第一个“形”字不但是动词，而且还是一个及物动词，意思是我方行动要保持隐蔽，不要让敌方发现我方真实的兵形；但对敌方的兵形，则必须通过我方带动敌方的不断运动，让它难以保留地暴露出来。

与此同时，我方还要有意识、有计划地展现自己想要引起敌方注意的“兵形”，这叫做“示形”——这里的形是名词。

由此又派生出一个概念，叫做“形敌”（正如孙武所说的“形人”）——这里的形是动词。

这个动词的形的第一层意思，是想办法让敌方显露出自己的兵形。人们熟知的“火力侦查”的说法就是做这个用的。

它的第二层意思是诱使敌方按照我方的意图行动，进入我方设下的圈套或摆出对我方有利的兵形，为我方集中兵力而歼灭之创造条件。 中国人打仗时有“牵着敌人牛鼻子走”的说法，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在现代战争中，对“兵形”的掌握已不再仅仅依靠不完全的谍报和指挥者的直觉，而更多地是在各种侦查、监测手段基础上的数据分析和模拟推演。因而捕捉先机可更加迅速，打击敌方也更加精准。说到此，让人不禁再一次想起2025年5月的印巴空战。

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战争将变成主要以作战机器人和各种无人系统进行。它们依靠天空网络、海量数据、和人工智能支持，在先前难以想象的自然和人为的条件下（包括风暴等自然灾害，以及错综复杂的城市公共设施网络），展开多方位的高科技“无形战争”（不仅限于带隐形技术的武器）。

现代战争中还有一种广义的“形”（或形式）在发挥越来越大作用，那就是竞争对手无法企及的速度和高度，以及其他一切基于科技的效率。比如飞得更高的飞机、打得更远的导弹、更加难以防范的无人武器，以及更加迅速的更新迭代。此类的形，其实是基于科技垄断的霸权。为了获得这种“形”的自由，各国都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展开新的竞争。

未来将是一个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的科技战争的时代。在交战双方都在以“无形之形”进行运动和拼抢的过程中，如何呈现、识别和变换“兵形”，将变得越来越像一门艺术。

点评：

有些读者可能会问，孙武的“形”的艺术，对现代市场经济里的企业组织，在一切都需要申报或披露的要求之下，还有什么指导意义吗？企业还怎么做到“兵形象水”？

但不知人们有没有想过？越是在严密的监管环境之下，针对哪些客户，研发什么产品，何时投放市场——在这些问题上，越是能给竞争对手造成“突袭”的压力，或越是能给消费者带来“惊喜”的效应，企业才越有可能在市场上脱颖而出？ 

至少，企业一方面要注意专利保护和技术保密，另一方面要争取在速度、高度等科技效率上打破既有垄断，建立自己的优势。在此基础上，还能不能在其他方面把企业打造成“兵形象水”一样的组织？那就靠企业家、管理者们自己动脑子去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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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作者近年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提供顾问、咨询服务期间，重读《孙子兵法》的系列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