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给读者最深刻一个印象，就是反反复复都在纠缠一个“利”字。

那么“利”到底是什么？在这一篇里，它似乎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宏观层面的，其名词大抵是“优势”的意思，而动词是维护或增进某种优势的意思。比如“作战”篇中的“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利”的第二层意思，泛指军事行动中的斩获，程度大小皆可。在“军争”篇里，甚至可以指无碍全局的小胜利。像这样的无关宏旨的机会尽可用来喂给敌人作诱饵，最起码起到分散敌人注意力和兵力的作用。这就是孙武从己方立场出发所说的“以患为利”。

而“利”的第三层意思，即便看起来再小，也绝非“小利”，其意义超出一城一池之得失。它的定义就是“先”，即占据先机，抢下先手，在战场上赢得主动。孙武说，对这种具有连带意义或全局意义的“利”，“用兵者”不可须臾松懈对它的追求；而“善用兵者”，更必须能够实现它的最大化，可持续化，以及对后续更多的“利”的转化。

因而在孙武看来，战争前期的一切军事调动，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为己方抢占和营造更多的先机（有连带意义的胜利的机会），并在战争中把这种先机转化为现实的、已到手的胜利——包括用心发现、首先占据、确保实现并不断放大它的影响。

所谓“军争”，就是争夺这样的先机之“利”。正如钮先钟在讲解“军争”篇时所说：“严格说来，所争者不是‘胜’也不是‘利’，而是‘先’。”

但两军对垒，即将大战，是一种我争你也争的形势。“军争为利，军争为危”，预示着此胜彼负，我存你亡的在所避免的结局。这就要求在宏观战争决策（这些都是阳谋）的基础上，既然“争利”，就必须一丝不苟且用尽心机去争。顺理成章地，就必行诡道，必使诈术，采取一切最有效的方法强化自我，打击敌方。

纵观《孙子兵法》从第七篇到第十二篇的内容，可以说主要都是在讨论此类诡道、诈术的细节。第十三篇“用间”也是沿着这个逻辑，虽然它在整体上还具有更独特的意义，会作为单独的一个单元来讨论。

但是，从古到今，那么多的兵书，关于诡道诈术的基本逻辑却没有人完全说透——或许是有聪明人不愿说透，认为“天机不可泄露”。但在《孙子兵法》的这一篇里，作者虽然没有直说，却已“暗含天机”，反映了在他脑子里（或他所理想的“善用兵者”脑子里）的诡道诈术系统的基本框架：那就是一切诡道诈术都是建立在利害之辩的基础上的。

所谓利害之辩，是中国先秦哲学的一个辩论的话题。自中国春秋早期，从先于孔子的时候开始，贵族精英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根据民间利害观及其行为规律，一方面密切与百姓的联系，另一方面加强对他们的影响和约束。

首先，趋利避害本来是人之本性。《管子》中就有 “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的说法， 认为人天生就有追求利益、躲避灾害的本能。虽然一般认为《管子》成书较晚，但书中对管仲的思想，却源自比孔子、孙武还要早的年代。

出于这个对基本人性的认识，管仲提出，社会治理，应“牵之以利”，顺民心、足民欲，将国家利益与百姓利益联系、捆绑起来。于是如何对百姓利害观进行考察，以及如何主动使用这种社会知识作为统治工具，也就成为了封建君主治国理政的功课。这种思想，充满了管仲对齐桓公的长篇施政建议。 

管仲与孙武都是齐国人。从管仲的视角看《孙子兵法》的利害之辩，人们对它的本质应该看得很清楚：战争的本质，固然是争利。那么逐利的逻辑，就决定了在战争或敌对性竞争的过程中，利欲较旺盛的一方也就较容易被诱骗和误导，从而走上错误的，最终对其自身不利的道路。

一切诡道诈术的基本原理，就在于利用对手的人性缺陷。其实施者，总是想方设法通过表面上迎合对手的逐利欲望，把它引导到预先设置，或在运动中随机设置的困境和危局中去，使其陷入被动的态势和挨打的处境，直至蒙受全局性的失败。

这也就是说，诡道诈术得以奏效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为敌方呈现一种颇有诱惑力的虚假的利（至少是无害的空间），使其察觉不到这种虚假的利实际上已然包藏，或即将转化为对其更大的害。

在战场上，如何为敌方营造这种有利的假象，办法可谓无穷无尽。但所有这些办法，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必须以较小的代价，勾引敌方统治者或军势将领激发过大的（不切实际的）欲望，让他们在逐利的狂奔之后，承受对自己造成的更大的伤害。

不过，假使有人把战争解释为仅仅是“大骗子”与“小骗子”之间的智力竞赛（有人就是这样解读《孙子兵法》的），胜利只不过取决于骗术的高明与否，却不啻是对一切正义战争的亵渎和对人类历史的无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经典哲学的义利之辩有着重要的启示。

虽然战争是政治的延伸，但它绝非一般性的政治。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没有那么强的普适性的义的约束（就连日内瓦公约也被屡屡违反）。而越没有义的约束，自视强大、有恃无恐的一方的欲望越会爆棚，越容易自陷其害。

因而在帝国主义发动的掠夺性军事行动中，出于其贪婪本性，必然容易被眼前的虚假之利所迷惑和驱使；而被掠夺、被占领的一方，出于公义以及丰富的本地知识（包括对诸多细节的把握），一旦组织得当，也必然能在发起前者始料不及的抵抗。抵抗者对入侵者所施展的诡道诈术也必然更加有效。因而对入侵者而言，往往除了为应战方制造新一代的抵抗领袖和民族英雄之外，很难实现任何值得炫耀的结果。

点评：

每当以邪恶之心加害世人，终会以贪图小利而自我加害；而每当以正义之心剪除邪恶，定会以“与民同利”而开创新局。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在当今世界上，帝国主义战争在某些地方仍时断时续；帝国主义式经济战、贸易战和科技战却在更大范围内蔓延。在这种新的战争中，在垄断欲望的驱使下，也会出现一批新的霸凌天下的好战者。那些不愿向垄断王国俯首称臣的市场参与者们，也必然会以前者想不到的各种方式，对其进行抵抗。这像不像一场新的人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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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作者近年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提供顾问、咨询服务期间，重读《孙子兵法》的系列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