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具有强大的“形”，又要具有强大的“势”——只有赢得了民心（人心），才真正能够同时做到这两点。

《孙子兵法》从一开始就直接挑明了民心的重要性，说在“道”的层面，“民与上同意”便“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于是一支军队就可排除万难，取得胜利。但这个议题又没有未展开充分讨论，就像书中很多精彩论点那样。后世读者因而读到这里时不免遗憾——孙武写作的时候距今实在久远；要是在现代，仅这一条就能写一本厚厚的专著。

从战略上说，无论“主”、“客”，攻击方还是防守方，要想先占领一种优势地位，使敌方不能随心所欲对己方造成威胁，就应该明白，这样一种优势地位不仅仅是一种地形。地形固然很重要，或者说，物质的生存条件的确是构成这种优势的一个因素。但与有利地形相结合，还必须有政治、社会的因素。那就是作战者重建民生，争夺民心，争取社会主导阶层支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政权的能力。

这也就是说，所谓“不败之地”必须包括相当过硬的社会支持。这种社会支持，能让作战者即使在遭到专业化组织（正规部队）持续压制之下，仍有可周旋余地，仍可重建组织，再次动员，并再次反击，扭转战局。或者说，真正的“不败之地”必须至少两个方面：一种保护性的地形或战场处境，与一种普遍的群众参与，以及这种参与暗含的心理的与精神的力量。

这种优势地位，不同于苟延残喘。比如投降前夜的日本，一些军官不相信失败只是建立在主观臆想之上，并不是在有比较、有鉴别的环境下形成的凝聚力。另一方面，那时的整个日本已没有赖以不败的物质基础，不存在物质上的“不败之地”；投降才是活命的唯一出路。

按照孙武的意思，“民与上同意”必须是一种统治者、领导核心与大众可共同分享的关系，一种建立在可分享的利害关系上的共识。

任何军事力量，如果无心帮助民众，随意打破、颠覆作战地方民众的生活方式，甚至反过来欺压民众，是无法赢得民众的支持，是无法建立真正的“不败之地”的。 

关于“不败之地”，还有一个近乎悖论的问题：当敌方知道了我方所具有“不败之地”，明明知道我方有可能最终翻盘，知道他自己它最终打不败我方，但他为什么还要把愚昧当成勇敢，非要来一拼死活呢？

一个原因是敌方太狂，欲望太膨胀。大家都知道狂妄的人没有什么好下场。但自古以来却总有身居高位者会复制这样的故事。

而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敌方太傻，看不明白我方到底有什么资源可以用来构筑自己的“不败之地”。

尤其是在发动战争的初期，初有斩获会助长傻人的狂妄，使他们情不自禁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

这样的一个案例即二战期间的中国。1937年，当日军开始大举进攻中国东部地区时，曾预言侵华必将速胜。

有些自命“中国通”日本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等），认为中国基层百姓根本没有国家意识，不会在意谁来做统治者。他们对中国的“民心”根本不了解，对华夏精神中源于上古的根深蒂固的正义观更是一窍不通。战国兵书《六韬》有言：“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义之所在，天下归之……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那些在现代社会里未受过良好教育且社会经验残缺的人，却把这些当作空话。

他们以为一支数量有限的侵略军，可以凭借无差别屠杀，就可以迫使一个巨型体量的民族屈服。全面侵华刚刚开始，日军就开始在华北乡村制造成社区的屠杀案件。如1937年10月（南京大屠杀发生在1937年12月），在河北省藁城县的梅花镇，日军一次性屠杀平民1547人，46户被杀绝。这次屠杀后来被称为“梅花惨案”。

愚昧导致野蛮抑或懦弱。当时有些中国人以士大夫眼光看局势，也看不到老百姓作为战争资源的重要性，哀叹中国难免速败、速亡。

反观中国共产党，它通过采取敌后抗战，依靠当地群众，保护广大农民原有的生活方式，一步步来发展武装，壮大组织。就连派往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美国观察员都承认，是共产党让原本处于绝望中的农民组织起来，拿起武器，保卫自己，保卫家乡。

侵略军摧毁了农民的生活方式，当时的民国政府无法保护农民的生活方式，而共产党却用虽原始，却有效的方式帮助农民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生活方式，并畅想更好的生活。三者对比，到底谁拥有“不败之地”，昭然若揭。

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山河四省”的农民贡献了大量富有创造性和本地经验的游击战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地道战和地雷战。这一史实，即是明证。

让我们看一下当时的统计数字：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时，野战部队编为八路军三个师，编制4.5万人（一说5.2万人）。不到8年过去，到1944年底，共产党控制的抗日根据地已有1亿人口，八路军总兵力有50万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到1945年底八路军人数已有100万人之多。 

但是凭什么八路军能够，从最初论军事地理、论财力、论人力（大部分作为言语不尽相同的外地人）都不占优势的4.5-5.2万人，在同样的经济极不发达地区，以最落后的武器装备和最拮据的经济条件，实现了20倍的增长？

其实，蒋介石政权或许从未想到（因为后来鲜有这方面的讨论），正是由于共产党在北方贫困省份（长江以北位于所谓胡焕庸线附近的人口较多地方）的长期经营，包括组织民兵、开展土改，才使它获得了中国社会最丰富的兵源。一方面因为中国北方（尤其“山河四省”）遭日寇荼毒最甚，另一方面又因为北方农村平均耕作时间（天数）远比南方要少，对劳动力的真实需求也小，所以北方农民家庭一向也有家里不够饭吃就送孩子当兵的现象。

这一点，后来由三大战役结束后国军兵力大大减少，难以补充的情况而证实。相比之下，解放战争中，解放军补充兵员共520万人，刨去损失150万人，实际增加370万人，其中多数是华北、东北解放区参军的男性农民。

另外（这个“另外”在战略上至关重要），在三大战役中动员的支前民工（其中包括男女），在辽沈战役中达160万人，在淮海战役中达150万人，在平津战役中甚至达到180万人（其中修桥修路30万）。 

这样看来，共产党抗战期间在北方农村培育和经营起来的社会力量，不但保证了它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敌后生存和发展，而且还为日后的壮大和胜利提供了保障。老解放区提供的各种资源，从兵员、粮草、财物到人在思想感情上贴近与相应的管理效率，直接成就了它在解放战争中的胜利。

在如此广大区域，动员和组织数字如此之多的基层民众的能力，就是共产党在长期抗战中开发、培育出来的一种具有非凡战略意义的不败之地。

所以说，在战略上，所谓“不败之地”首先被应视为一个社会的，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概念。地理上的不败之地是无法搬走的；而社会学意义的不败之地，或民心的支持与民间的支援，可以随着战线的推进而延伸和流动的。在最理想的状态下，它可以直接转化为军队的战斗力和补给线。

以民心为“不败之地”的原则，在市场竞争中同样适用。无论是坚守市场份额的企业，还是强势崛起，发起攻势的企业，决定胜负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民心”，也就是这家企业能否真正帮助消费者改善和丰富他们的生活方式。

如果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服务于大众生活——从日常使用的方便到消费者审美、理念上的满足，也就是能做到“同天下之利”，就可建立品牌效应，竞争市场上建立自己的“不败之地”。近年国产手机和电动汽车的发展，包括诸多企业的成败，充满了此类经验教训。具体的故事已用不着再说了。

说到这里，人们不得不愈加佩服孙武军事与经济、平时与战时相结合的战略观，以及他的以非军事手段来建立“不败之地”的倡议。

根据他的战略思维，不仅可通过发展经济，繁荣市场，加强国家在必要时（战时）可动用的社会资源，而且还可通过生活方式的影响力敌方实行不动声色的社会围剿，或为潜在挑战者设下社会埋伏圈，以配合他所说的“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的大战略。

说实在的，在现实世界的国与国关系中，只有经济发达，科技领先，生活方式丰富且不断翻新花样的少数几个国家，才能够保持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不仅仅通过传统的纽带，更重要的是通过多元的商业关系和以商业为载体的文化。形成这种影响力的是一个长期而全面的过程。对这一层面上的竞争关系没有一种“战争级别”的警醒，以为仅仅通过行政上的闭关自守或军事上的严阵以待就足以自保，也是会犯错误的。

点评：

至此可以看出，经常听到的“民心决定胜负”、“人民创造历史”等等说法，但是这样的信念，要想落实到操作层面，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胜利成果，却不能仅仅唱高调而已，还要经过长期的努力，通过几乎繁不胜繁的细节体现出来。

具体怎样做？有一个“生活方式”的原则特别值得注意：

首先，“人民”到底需要什么？民众生活方式及其变化，是具有社会科学素养者，观察民心、民意的棱镜。正如经济学家、管理学家说市场周期的波动，最根本地，取决于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

如果说一支军队能否打造自己的“不败之地”归根结底是“民心”说了算的话，一家To C产业的企业能否持续创造价值，最终也是“消费者之心”说了算。

很多强大势力，皆因无视民众生活方式及其变化而站不住脚。失败的进攻者或市场新锐势力，往往都是因为颠覆了民众既有生活方式，却迟迟未能帮助他们建立新的更好、更方便的生活方式——就像贾谊和司马迁在解释秦朝速亡的原因时所说的那样。

而很多弱小势力，虽能一时依托于民众的某些既有利益而存活，却不能持续地帮助他们营造更好的生活。

真正能够在“不败之地”的基础上持续发展的组织，无论是军队还是企业，一定既善于迎合民众的生活方式（或他们在生活方式上的向往），为他们解决问题，同时也善于通过学习和沟通，不断为他们提供更多选择，帮助他们创造更加丰富的生活。在这方面，一个最成功的案例，莫过于中国人亲身经历过的改开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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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作者近年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提供顾问、咨询服务期间，重读《孙子兵法》的系列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