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孙子兵法》里“先为不可胜”的观点广为人知，但就如何打造和经营“不败之地”这个问题，现代人的理解却存在几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单纯的，近乎病态的物质垄断或财富囤积（比如先进武器或强大算力的垄断），而忽视人的因素以及实际应用需求；或片面的，甚至层层加码的统一制度和组织纪律，而压制个人进取的机会和独立思考的空间。 但历史证明，像“大秦帝国”那样追求强大，是无法建立一个坚实可靠的“不败之地”的。事实上，与几乎同时代的古代帝国（如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相比，尽管秦朝的中央集权行政体制与现代国家最为接近，它的寿命却是最为短的。

其实，秦国兼并六国，一统海内后，一时间是得到民众拥护的，“天下之士斐然乡风”（司马迁语）。因为春秋战国历时500多年，它第一次为重建天下秩序提供了可能性。这一点，贾谊和司马迁都曾说过。秦王朝自己也曾接连发布文告，表示自己与前六国的腐败、昏庸的统治者们有着如何如何的不同。

但秦廷却无意与天下分享宝贵的和平红利，反倒采用残暴手段，把全国大多数精壮劳动力集中起来发动对外战争和上马国家工程，使民众对重建生活的希望完全破灭。正像贾谊所指出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区区14年后，被某些人大加赞颂的“大秦帝国”就被推翻了。

相比之下，将秦朝取而代之的汉朝，却在磕磕绊绊中延续了400多年时间，成为中国古代史上最长的一个王朝。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西汉政权立足未稳之际，就有一个内部共识，那就是要与秦政有所区别，“逆取而以顺守”。它有意识地提出了“不可马上治天下”的行为准则，并由此延伸，选用了以道家哲学为基础的统治路线。

于此可以看到：单纯物质上和行政控制上的强大仍然不足以构筑一个国家或一个组织的“不败之地”——正如美阿战争和美伊战争，虽耗资巨大，并没有能够使美在伊斯兰世界建立它的“不败之地”，更无法把这两个国家转变为坚定盟友和美式民主楷模，向周边地区输出影响。

正如现代管理学家指出的，一个组织能够成功发展，最重要的，不是在于它现在拥有什么，或控制什么，而在于它如何在政策上（或商业模式上）如何适应社会上那些变化的和不变的东西。

说到政策或商业模式，必须提醒的是，只有通过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手段，比如说激发“人的因素”，创造“制度红利”（在《孙子兵法》里称为“修道保法”），为当地人民重建生活方式提供便利和保障，才能够建立起可持续、可复制的大众影响，以及更稳定的“不败之地”。

当然，“人的因素”只是大而化之的一种说法，含义是什么，却往往没有说明。根据历史经验，比如前边引述的秦亡汉兴的转变，底层民众最看重的，仅仅是和平环境下不受外力搅扰的自主生活方式而已。

一个地方人民的生活方式，看起来也就是每日作息，饮食男女，没什么稀罕的。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生态，它就像自然生态，谁若逆势而动必然吃亏。战争对民众生活方式的破坏，在防守方的社会，会激发抵抗运动与不合作运动；在攻击方的社会，也会引发反战运动。

一位曾为驻阿美军就如何与阿富汗老百姓拉关系做过社会学调查的美国学者告诉过笔者，与阿富汗女人相互增进友谊最有效的途径，是在河边一起洗衣服；与少年儿童增进友谊最有效的途径，是一起踢足球。但对这些可与当地人民建立纽带，改善关系的事情，曾经在阿富汗作战的苏军做不到，美军也做不到，因而他们都不会被阿富汗人视为自己人。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不但从一开始就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且行军、驻防每到一处，就大力开展“群众工作”，从主动帮助村民挑水、干活、清扫院子开始，在很大程度上亲近了军民关系。

“群众工作”的起点，就是与基层人民的生活方式打成一片。在此基础上，方可帮助他们实现自治，组织民兵，建立政权，维持生产，这些才是当年的抗日根据地从战略上构成不败之地的诀窍。

当然，能在打出一个具有社会反响的政治旗号，打出一面群众性的意识形态大旗，效果会更好，更容易聚众成势。但政治旗号必须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挂钩，兼顾他们集体诉求和个体追求，长远福祉和眼前利益，而不是仅仅让社会为政治旗号服务。

第二个误区

打造“不败之地”的第二个误区，是把它仅仅理解为龟缩一方，偏安一隅。这样的倾向，容易出现在某种力不从心又缺乏自我意识的，或者遭受过某种挫折又难以自新的指挥者身上。他们遂即做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借助某些看起来似乎有利的条件寻求自我保护，从此不再进取，至少作为缓兵之计。

追求这样的“不败之地”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

它没有战略意义：因为这种“小本经营”式的选择，本质上是自我边缘化的一种表现，势必难逃被主流势力消灭或被时间销磨的厄运。

它也没有战术意义：因为它是往往是一支败兵苟延残喘、逃避竞争的场所，本身不扛打，没有那种叫对手“不可胜”的战斗力。日本战败投降后，逃到深山老林中当土匪的满洲国伪军残部，就属于这样的情况。小说《林海雪原》就记录了这样的情况。

事实上，“不败之地”的定义，应该是比“大后方”、“解放区”的通常定义都更要高。因为“不败之地”如果由善战之将经营，它不但能够对日后发起的攻击性行动提供战略支持，甚至本身就可以被打造成为新的战略前沿。“不败之地”的占据者，应该利用暂时不会面对生存威胁的有利条件，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制定更便于操作、更有利的作战方案，积极准备再度出击。

但一个令人遗憾的现象，就是在经历了第一次打击以后，有些人很久都不能从过往经历中“缓过劲来”，“一次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在心理上消耗太多时间反复纠缠曾经的失败细节。这样做会减缓知识更新的速度，甚至钝化对新事物的敏感性。

即使他们“卷土重来”的计划也往往会带有不少已被证伪的旧战略的影子。这样的计划本质上是落伍的，在实践上也是很难操作的。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也算是管理学领域的一位思想领袖）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eedman）说过的：真正成功的组织，有一个标志，那就是有意愿卸下成功的包袱，在自我发展路上从头开始。 连曾经的成功都未必值得恪守，曾经的错误更是不值得留恋。对于一个有着失败记录的组织（国家亦然，个人亦然），善于“翻篇儿”，才能轻装前进。

第三个误区

打造“不败之地”的第三个误区，从行为特点上看，与第二个误区正好相反。那就是过于自信，企图从现有的一片不算大、也不算牢固的“不败之地”上，实现太大、太猛、太跳跃性的发展。

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中推行的政治实验，搞了20年时间也未能实现当时信誓旦旦向全世界宣告的目标，就属于这样的情况。美国此前并没有在穆斯林国家进行大规模战争和从事社会管理的任何经验，却夸下海口要在那些国家搞民主化。

在商业上，经营三五家歌厅的老板转而投身无人机产业，难免也有这样的嫌疑，尽管歌厅稳定收入可以被他用作新业务的启动资本。因为两种业务在技术上没有关联度，既有业务的管理经验也无法平移到新业务上来，难以转化为新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

一般来说，从“不败之地”做外线发展，开辟新的战场，都必须像孙武在“九地”篇里所说那样，做到首尾相顾。从目标选择上说，这样做会有两种基本的策略选择：一种，是从现有资源、技术的基础上瞄准实力更大的对手，进行升维挑战。除非兼具天时地利人和，这样的选择一般都难以实现。而第二种选择是找更容易打的对手，进行降维打击（与“下沉市场”不是同一个意思）。这样的选择显然更具理性。

在操作上，也会有两种基本选择：一种是投入更多新技术，以及更多的资金，与一个实力更大的对手在一个全新竞争环境下拼搏。有这样的长期打算当然不错。但在短期内，尤其是比较困难的条件下，这样做肯定成本会非常高，风险也不可控。

第二种可能性是现有技术的平移，基本上就是用现有技术平台或操作方式，打击更多对手，或服务更多客户。比如在商业上，以to B或to G的技术推开to C的服务，或从内卷的国内市场迁移到合适的海外市场，都属于这种性质。

选择容易打的对手打击，或选择容易扩张的市场扩张，在中国经典兵学上，称为“胜于易胜”。

这样就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让既有的“不败之地”与新开辟的第二战场连接成为同一个体系。

点评：

“胜于易战”，听着不错。但可别想岔了：在战争中，或在商业竞争中，行动上的“易”只会是精密策划的结果，而不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对于企业领导者来说，“胜于易胜”并不等于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更不等于自我因循、自我迁就。恰恰相反，它要求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以更短的时间，完成一个更较有市场影响力的新项目。

每一次作战的目的一定是要争取到更大的主动权，这样才能最终形成一个压倒性的优势——这才是《孙子兵法》的要求。

…… …… …… ……

以上是作者近年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提供顾问、咨询服务期间，重读《孙子兵法》的系列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