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边的讨论里，我们从AI时代管理者的角度解读了《孙子兵法》十三篇每一篇的主要内容。在下面这一部分里，让我们着重领悟这十三篇中所包含的“将道”，也就是做指挥家或领导者所必备的素质。

有兴趣读《孙子兵法》的人，相信并非仅仅出于喜爱这本书的文字；不管他们当前是否身居管理岗位，其实心里都怀有做一个成功管理者的志向。

那么，从整部《孙子兵法》里，我们能总结出一种什么模式，既能作为一个组织的长期发展目标，又能作为组织管理者自己的成长目标呢？这个问题，孙武的十三篇兵法似乎篇篇都有所涉及，尽管他并未直接给出答案，更没有清晰描述出一个现代人可称作模式的东西。

大概，这是因为这个问题在孙武的时代并不像现代这么重要。那时的战争仍保留部落战争、宗族战争的遗风，全体动员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彼时的贵族，相较尚无获得完全独立身份的庶民，更要承担冲锋陷阵的义务。春秋早期，秦人在五世王公带领下经历近百年征伐重夺关中的兴国战争（其中开国君主秦襄公战死）就属于这样的战例。 像“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青史文章争点笔，朱门歌舞笑捐躯”的情况，是官僚帝国形成以后的现象。 

到了现代，组织越正规化、领导者（指挥官）越职业化，对工作（作战）效率的要求越高，组织模式的问题就凸显。在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下，任何一个组织（由原先陌生人组成的集体）如果想要“立于不败之地”、“致人而不致于人”，就不能不关注怎样把人组织起来的问题。 

什么样的组织最有效？什么样的组织管理者最有效？一个经常扯不清的问题，就是到底要坚持“精英路线”还是“群众路线”？也就是要更多地依靠有知识（特别是专业知识）的人，还是更多地依靠有实践经验的人？世界上的企业，凡上点规模的且自命与众不同的，都宣称重视“人的因素”，说“人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但它们说的是什么样的人，比如说哪类人与哪类人的组合？它们经常自己也解释不清楚。

事实上，历史经验证明：最有战斗力的组织模式，既不是精英路线也不是群众路线，而是精英与群众的结合，甚至像孙武所说的那样，“无智名，无勇功”，在世人面前并不招摇炫目的大智慧的结合。这就像《孙子兵法》这部著作，本身就是一个既有高贵精神，又有实践智慧的结合体。

既然《孙子兵法》是这样的一个结合体，孙武心中理想的未来读者（区别于吴王等当前读者），想必也得是配得上这部著作，能够真正理解书中深意的组织领导者。

孙武并没有给出一个十分明确的组织路线，却每每或明言或暗示人才组合的重要性。他所说的“善用兵者”，必须是既晓通哲学政治，又不忽略天文地理各种细节的人。中国兵学一向重视人力资源的搭配结合，放到个人身上就是各种能力的搭配结合。正如《曾胡治兵语录》所说：“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设五百人之营，无一谋略之士、英达之材，必不成军；千人之营，无六七英达谋略之士，亦不成军。” 

组建精英部队是历代“善用兵者”都要做的事情。但是没有精英团队能指望自己只手打天下；它是要用来作为中坚力量，与其他部队汇合、协同，去完成战斗任务的。整个战局的变化，也必须是由精英团队与社会资源、本地知识以及诸多细节的把控能力结合一道才能实现——说到底就是一种精英与群众的能力组合。这是中国历史上打胜仗的一条重要经验。

历史上真正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军队，并不在于武器是不是先进，人数是不是庞大，甚至也不在于高智商、有经验的个人是不是有很多（尽管有一些是必要有）。这样的军队之所以能够排除艰难险阻，“立于不败之地”，“致人而不之于人”，是因为它的战斗力，既来自于决策层里“精英与大众”（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结合，也来自于人员组织上“精英与大众”（精锐部队与辅助、服务型的部队）的结合，甚至还有部队所处社会环境里“精英与大众”（知识界、社会贤达与老百姓的支持）的结合。

这样一种现象，如果有人写一部世界游击战争的历史，必然不会忽略。

游击战是非正规战争。它以袭击为主要手段，具有高度流动性、灵活性、主动性、进攻性和速决性，并能广泛动员群众投入战争。中国人在抗日战争期间是打游击战的能手。然而，游击战这种战法，尤其是用现代武器打的游击战，并非中国人的首创。

游击战曾称为“波亚战术”，源自19-20世纪之交（1899-1902）英国与先期殖民南非的荷兰后裔布尔人（Boer，“波亚”为当时布尔的另一音译）之间因争夺资源爆发的战争。布尔民团因人数较少，在组织、装备程度比不上英国，因而采取了游击战法。

为征服最多时不超过88000人的布尔民团，英国投入了45万军队，阵亡22000余人。而布尔人以少打多，在与英国签订和约时，虽有5万多人被俘或缴械，却只有3700多人阵亡。这一战绩，使游击战一时名噪全球。

早在1911年，辛亥名将蔡锷在为《曾胡治兵语录》做按语时，就鉴于当时国力贫弱的情形，提出如果中国遭到侵略，与其孤注一掷，不如也采用“波亚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等敌军消耗到师老兵疲之时一举而歼除之。

蔡将军提出的固然是精英所见，并在20几年后发生的抗日战争中被大规模地付诸实践。但实践效果却参差不齐。

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国民党的部队都进行过敌后游击战。 国军的游击战却并未取得明显的成效，一个原因就是它没有能够建立稳固的根据地，没有能够与敌占区的“社会资源”相结合，至少让老百姓把他们看作是“自己人”。

而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战却不一样。它是由经过长征洗礼的红军（作为职业革命者的精英）与敌占区饱受侵略者残害的基层民众（最具本地知识者）的结合。从一开始，精英就把自己当作是群众的“子弟兵”；群众也把精英视为自己的保护者，因而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战争是与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和基层政权的过程同时发展的。

到抗战结束时，解放区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人民已占全国人口的30%。那些曾经饱受日寇欺凌，得以在共产党领导下重建生活的穷苦大众，在接下来的解放战争中为推翻国民党统治提供了巨大兵源。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是“精英加大众”模式的成功实施案例。还需要看到，世界上发动游击战争的革命力量其实不少，有不少却失败了。它们的失败，也能从“精英加大众”的视角发现其中教训。那些游击组织的领导者，恐怕论精英也不是一流精英，论大众也不是最广大的基层大众。

毫不夸张地说，作为游击战争的升级版，“人民战争”的概念，却是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的；人民战争的经典战绩，是中国人打出来的。

相比之下，那些瞧不起民众力量，知识结构里完全没有社会科学基本原理的军队，虽武备优良，自视强大，却只能依靠资源的远程供给维持旷日持久，占而不治的战争。那种无法融入社会，无力依靠本地资源以自给的精英，其实不是精英，只是荷枪的官僚。他们打的仗，不管旗号是什么，本质上也只是“官僚战争”。

于是不难看出：被称为精英的人，其实有不同的类型：

有一种“精英”自信大于能力。他们认为自己有技术、有装备，或是以为靠权力、靠行政，就能够随心意改变社会。其实他们的眼界往往局限在自己的小天地，他们的认知也往往与普通人的经验格格不入，自然无法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大众潜力。

在现代世界上，不顾各国的历史文化差异，错误地把某一国家的经验和制度当作是一切国家的模板，这种的错误，很多人都犯过。在商业中，美欧跨国企业派到第三世界国家企业高管，也常常是这种类型的精英。他们既折腾所在国同事，也折腾自己，并在这种自命不凡的折腾中耗尽事业生涯。

另一种精英，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类型，它是由不同背景、才华各异的人加盟的竞争性团队。它对外发展联盟，对内理性辩论。华夏文明在发展势头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常常能见到这种类型的组织。人们经常提到的案例，有西汉的“文景之治”，还有初唐的“贞观之治”，但可能最精彩还要算楚汉相争时期刘邦阵营，在军师张良等人辅佐下汇聚三教九流重建国家的事迹。

中国历史上，伴随着那些再造国家、再造制度的大转折、大胜利，在风云激荡的社会环境中，总会有一些身世曲折却身怀绝技的政治、军事人物闪亮登场。这时的中国，就是他们的舞台。

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那种最足智多谋、最具竞争力的人，却往往没有世俗印象中的“精英范儿”。他们这样做，应该说不是仅仅为了“低调”，而是为了与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地方的人“打成一片”，以求一方面增强与群众的纽带，另一方面也能让自己保持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比如说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的领导人中间有些人早年就在西方国家生活、学习过。但他们也非常了解中国社会，说起话来，浅显易懂，而且富有民间幽默。中国改革得以不拘一格前进，应该说，与这种领导人不拘一格的思维方式是分不开的。或者说，那些通常“不像”精英的精英，倒是往往能干成大事的人。

在改革开放时期，一些复合型人才和复合型的组织模式，为中国催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成功企业。这些企业都是有精英创办的，但都在为群众竭诚服务的过程中成就了自我。

仅以电商为例，在2003年之前，很多投资者都不看好阿里巴巴，认为这种开放式的电商平台，就像现实世界里的一块空地，任随人们到这里来摆摊、交易，怎么收钱？直到支付宝出现，它才有了自己清晰的商业模式。

后来京东崛起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它一直在加大物流投入，很长时间没有利润，旁观者也以为它不会成功。但最终至少在大城市里，京东能凭借他优异的配送业务，建立了自己“不败之地”。

然后又来了拼多多。曾经有人质疑：“比淘宝更便宜的东西能用吗？”但拼多多很快也在14亿人民的生活方式里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模式。

在拼多多创办之后，又出现了希音、抖音等更多的电商模式。

可以预见，随着AI与5G技术的结合，以及Web3的出现，中国民营企业还会创造出更多的精英与大众的相结合企业模式和商业模式。

相比之下，在其他一些国家，虽然商业网络和电信网络都很发达，但在应用上，却没有那么大的求变渴望，也一直没有创造出更多的公共便利。

这也是为什么在电商领域里，中国能够走在很多发达国家的前面。因为中国的企业有效地实现了精英与大众的结合，并且能够让把最强的技术和最基层的生活方式实现结合。

说到这里，人们是否可想见：最顽强、最灵活、最富创造性的竞争力，应该就是出自精英与群众的结合与搭配。这比仅仅说“人的因素第一”要实在得多。没有这个，做不成事。《曾胡治兵语录》说的“必不成军”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甚至可以说，精英与群众的结合，以及这种结合的不断升级，也是中国这个商业大国的宿命；做不到这一点，企业也必不成企业。 

点评：

在中国，很多优秀企业家的事迹，也都反映了某种“精英”与“群众”的结合。看看他们身上在哪些方面既保留了“精英”，又结合了“群众”，同时在哪些方面既颠覆了“精英”，又超越了“群众”，后来的创业者们，是不是能学到不少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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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作者近年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提供顾问、咨询服务期间，重读《孙子兵法》的系列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