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边的讨论里可以看出，中国人说的“势”包括三层意思：

第一个层面的宏观的“大势”，是运行中的天道、人道的反映，是与道同行之“势”。

第二个层面可以说是一个管理层面。它的重点是一个“二次转换”的过程：第一个转换，是调整人的行为，做到“顺势”，不要“逆势”，也就是一个以求知与自律为核心的转变。而第二个转换，是调整对“势”的利用，即通过合适的手段，包括对“势”加以利用，甚至再创造，以求实现尽可能好的“用势”效益。这就变成了一个以变通和创造为核心的转变。

第三个层面是纯工具性的，那就是怎样利用所能控制的各种条件，以及所能占有的各种资源，以达到某个具体目的。

多数儒者只愿意讨论第一个层面的问题。他们对道的存在是接受的，但是对势的变化，却明显表露出是看不惯和不情愿的。

而战国中后期的法家只愿意讨论第三个层面，认为“势”、“道”早已分离，有本事的统治者只需抓住权力，用到极致，即可取得最大程度的自我成就。当然这种想法后来被秦朝速亡证明是浅薄和荒谬的。

只有兵家和其他兼收并蓄的少数杰出学者（如荀子）认为既要“顺势”，又要“用势”，尽可能地把变化引向有利的方向，转变化为应变，转应变为变革，为国家社稷创造尽可能大的“变局红利”。

孙氏势论是兼顾以上三个层面的“势”的。

研究者很早就发现孙武之“势”有不同含义。古代研究者就已经有了“识势”、“度势”、“因势”等不同的表述。也有现代兵学研究者指出，从结构上看，孙氏之“势”实际上包含着“知势”、“造势”、“任势”三大部分。 但遗憾的是，上边的说法都只是泛泛而论，并未展开。

现在我们就沿着上边对“势”的三个分层的方法，以有限篇幅，把孙氏势论稍微展开讨论一下。

在第一个层面，即天道、人道的“大势”层面，孙武认为相关责任人（尤其是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的使命主要是“计势”（从“计”篇之“计”，也可称为“识势”或“知势”）。这就是在战争决策中对准备发动或即将面临的战争的胜负总趋势做出明智的分析和预判。正义战争是顺势而行，而非正义战争是逆势而动。在孙武看来，凡属依照“主孰有道”等“五事七计”的标准衡量没有胜算，或无法赢得一个可持续的和平秩序的战争行动，从一开始就对发动战争者的国家社稷是不利的。

在第二个层面，即战争全局的层面，前面所说的“二次转换”过程被赋予了更具体的内容，那就是战争指挥者必须设法完成一个战略上的“因势”——“夺势”——“驭势”的转变过程。他必须首先了解一切相关因素的特征（孙武一再说要“知”），然后把尽可能多的相关因素，包括自然因素，不可控和半可控（仅可选择）的因素，都变成可控或可利用的因素。

这一过程的起点，即孙武所说“不败之地”和“为不可胜”的结合，也就是让敌方难以得逞、不可取胜的最初的战斗。将随即开始的一个阶段称为“因势”，是因为在敌方情况尚未完全摸清，己方能力尚未全面施展的情况下，只能根据现有条件采取行动，首先是打造“不败之地”。

它的转折，是在己方通过不断运动，让敌方充分暴露弱点之后，通过一次或几次大规模会战的胜利，在整个或大部战场上占有了优势的那个节点。这个层面的核心特征就是“夺势”。所谓“夺势”，意思就是夺得战争的主动权，使敌方一时间失去了发起主动攻势的机会和能力。

接下来的过程，就是“驭势”，即乘势驱敌，扩大战果，不允许对手再占据任何赖以苟延残喘的战争资源，直至取得整个作战过程的胜利。

孙武的第三个层面，核心是战斗。关于在这个层面上如何用“势”，孙武借的讲解借用了很多的比喻，其要点就是通过“奇正相生”，“循环无端”式的作战计谋，对敌方要害环节进行“以碫投卵”、“以镒称铢”式的歼灭战打击。

以上三个层面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战争指挥者既不可像某些儒家先生那样，只论是非，不做行动；亦不可像战国后期法家政客那样，只求成功，不问原则。

这一点，说起来好像挺容易。但在大动荡、大变局的时代，它一方面要求人（指挥者或组织领导人）有一定的“三观”（“意识形态”）定力，至少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要坚持实事求是，拒绝自欺欺人。另一方面，它又要求他们在战争中或市场竞争中，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果决的执行力，以及一呼百应的号召力。

以上这些事，没有人天生会做。所以，无论是打仗，还是办企业，真正能干出水平来的，只能是真正会学习、会思考、会在实践中证明自己的非常少的人。

而这也是为什么《孙子兵法》那么引人入胜的一个原因。纵观英文互联网上的情况，中国经典译本中，最著名的就是《孙子兵法》，而且版本之多，引用之广，远超其他典籍。读者买它，不是因为多么想要了解2500年前的古代中国，而主要是因为它是一本管理者的哲学。它是为日常工作中最需要智慧的人写的，可以帮助全世界从事竞争性组织管理的人修炼自我、丰富思想、提高业绩——在工业化时代是如此，在AI大规模应用的时代更会是如此。

像孙武这样写哲学，古希腊哲学家和18、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都做不到，只有现代的泰斗级管理学者，比如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1909-2005），有意识地从事这个事业。孙武与德鲁克，同属时代英才。两人都是“移民”：孙武来自曾在管仲辅佐下，文攻武卫，捍卫文明的中原霸主齐国，而德鲁克则迁往在二战中以强大经济实力双克德日的超级大国美国。他们都看到并深知竞争性组织管理对守护文明的重要作用，于是将他们的哲学头脑完全倾注于他们认为更具迫切性的研究层面。

点评：

在亚马逊网上买《孙子兵法》的人大多是管理著作的购买者。假如这本书的译者能找到更好的办法传达“势”的概念，相信它还能赢得更多这一类的读者。因为直到现在，还没有很多人像孙武那样用一种多维的变革管理的分析框架，来考察运行中的组织领导力的。

现代中国人读《孙子兵法》，虽然是读古文，理解起来毕竟不用那么吃力。这是不是也算老祖宗无意之中留给后人的一种“优势”？这笔遗产如果利用得好，可以比只读翻译版本的人创造出多得多的价值，中国的职业管理着们，真应好好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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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作者近年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提供顾问、咨询服务期间，重读《孙子兵法》的系列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