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常说，从《孙子兵法》第七篇“军争”开始，一共六篇，是大致属于战争的实操层面，或“用兵”层面的讨论。不过“用兵”层面并不等于“战术”层面，也包括战略上的“用兵”，只不过在这一部分里不再重点讨论国家级的战争决策和最基本的战略原则了。

但是这一部分仍充满着哲理与洞见。它们大量适用于战术层面，有些在战略层面也适用。对于现代读者来说，能在阅读过程中保持战略、战术相区别的意识，却是必须的。而至于区别的标准，最简明扼要的，当属克劳塞维茨说的：“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战略是为了战争目的运用战斗的学问。” 

不仅如此，这一部分包括的六篇文章之间，在重要性上也互有差别。“军争”就是这一部分里的较为重要的一篇。

这一篇初读不甚好懂。孙武说既要注意这个，又要注意那个，说了很多条。但最重要的，“军争”究竟是什么？全篇的要点又到底在哪里？需要先弄明白。

按孙武的意思，所谓“军争”就是“两军争利”，而“利”的意思则是取胜的有利条件。在这一篇里，“利”的具体定义就是“先”，或相当于现代汉语里“先机”、“先手”和“抢先”、“占先”的意思。所以有军事理论家解释说，“军争”的正确意义，就是在战斗发生之前，为了先于对方占据有利作战条件而做出的调遣和行动。所谓“争”，“争”的就是“先”——或争取“先机”之利。“先机”虽不等于战争的主动权，然而一旦失去“先机”，则几乎必然失去主动权。
因此，明人尹宾商在所著《白豪子兵》（《兵䍣》）中说：“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未有不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也。是故治气则先，治心则先，治力则先，治变则先；隘则先居之，险则先去之，爱则先夺之。” 

明人揭暄也在所著《兵经》里说：“居人己之所并争，而每早占一筹，能先手也；不倚薄击决利，而预布其胜谋，能先机也”，甚至不战而屈人之兵也得靠先做局、先部署、先构建威慑、先显示力量。 

中国人的老话“先入为主”，西方人常说的“先行优势”（first-mover advantage）都是这个意思。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孙武在这里的口吻，比前边任何一篇都更严峻：“凡用兵之法……莫难于军争。”“军争”为什么会那么难？那是因为真正的血腥从此开始了：《孙子兵法》前边的两个部分，即战争决策和权谋原则的部分，目的都是为了搭建一个理论框架，洋溢出一种青年哲学家的“理论自信”。

倘若以《孙子兵法》作为军事学院读本，前两部分皆属基础理论。但现在，从“军争”起，则进入了对学院的实战考核阶段，也就是要在具体的作战行动中，看他们每一个人以什么样的决策和行动，以保证作战目的的实现。

于是，“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孙子兵法》里第一次出现具有如此不确定性的，利危掺半的描述。意思是在“军争”过程中，一有疏忽就危大于利，而只有一丝不苟才能保证利大于危。在这里（此处文本），胜利不再是只要想法对头，就差一步之遥的东西。一步之遥并不等于唾手可得，不费吹灰之力。看似近在眼前的胜利绝不是轻而易举可以获得的，因为敌我双方皆有各自的强项与计谋。因而孙武开始“敲黑板”：假使这“一步之遥”把握不好，“军争”失利，被对方抢了先手，胜利还是会失之交臂的。

从这里体现出《孙子兵法》的一个基本思路——尽管贯穿全书，作者并未明言。那就是要想获得战争的胜利，打出一个可持续的和平秩序，那么既要在政治上实行全面动员，在财政上保障足够资源，在战略上做好整体规划，还要在具体行动中（“军争”过程中）以拒绝苟且、绝不侥幸的态度把一切行动细节圆满完成。在战略、战术层面都得这样要求。

所谓拒绝苟且、绝不侥幸，既是思路，也是态度：那就是不要幻想捷径取胜，要永远做好准备，通过看起来的“笨方法”（比如放弃小利、迂回作战、并在战争过程中时时处处照顾好己方的方方面面等）抢占先机。

捷径不等于计谋，而且往往还等于“反计谋”。因为对于我方可能走的捷径，敌方应早有戒备。

这也是为什么可以，甚至必须放弃某些小利（原话是“以利为患”）？因为小利可以用来引诱敌人，使其错误估计我方意图或忽视某些本可引起关注的其他方面的细节。

比如为什么要迂回作战？因为这样做，就更有机会“出其不意”和“攻其不备”，取得反而更加直接的回报（获利）。正所谓“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现代军事学者钮先钟在讲解《孙子兵法》这一篇的时候，还特别引用了英国著名战略学者李德哈特（此人有关于间接战略的专论）的一段话，提请读者注意。李德哈特说：“名将宁愿采取最危险的间接路线，而不愿意驾轻就熟走直接路线。必要时，只率领小部分兵力，越过山地、沙漠或沼泽，甚至与其本身的交通线完全断绝关系。”这一段话，俨然是孙武“军争”观的现代转述。

在这一篇里，孙武最重要的警示，就是不要心存侥幸。

不心存侥幸，故而事事争先。而心存侥幸，则是一切忽略细节，使本不应该发生的失误发生的根源。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一个细节的疏漏，甚至会导致看似一步之遥的胜利转眼变为万里长征。

心存侥幸就是自我欺骗，是自己对自己的“诡计”。

于是，细小的人性缺陷会瞬时转变为巨大的制度漏洞——随口说出的一个“没问题”可能会带来一连串的问题，甚至追悔莫及的失败。

怎样处理细节，是一切从理论、计划转向实操、实战的过程中，对人（首先是实操者的人性）的最冷酷无情的考验。所以孙武才说强调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他不是在危言耸听。

时隔大约2500年，美国名将乔治•巴顿将军也说过几乎同样的话：“优良的战术有可能挽救最差的战略，而低劣的战术也有可能断送最佳的战略。”  他所说的“战术”，指的就是执行。

纵观商业竞争中的企业失败，也是同样：一些企业（尤其是院校背景的创新企业）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没有技术；它们假如没有技术上的自信就不会创业。它们的失败往往是因为在原理上太自信，或在实验室环境下操作没问题，就相信在各种市场条件下的应用即可如履平地。于是一疏忽之间，就把细节获胜的机会出让给了自己的对手——一疏忽之间就从与胜利一步之遥，倒退无数步返回万里长征的起点。

越是高技术的企业，细节的失误可能造成越大的危害。

在产业竞争激烈，日益“内卷”的情况下，企业发展，品牌效应，也往往源于细节获利的积累。

创新企业，固然缺不了高瞻远瞩的CEO和强大的科技优势，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尤其是针对客户的定制化实施过程中），如果没有一批精干的项目带头人，企业还是难以发展。这样的项目带头人，与昔时的“善用兵者”一样，必须是心思缜密，善于照顾到一切细节的人。按照孙武的说法，他们必须：

¡ 考虑问题时会“杂于利害”，对正反两方面的因素都有清醒认识。面对客观的清醒，就是针对自我的警醒。
¡ 足智多谋，大小行动均以公司最佳利益为目标——“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
¡ 保证纪律严明，行动果决，达到“风林火山”的效果。
¡ 保证内部信息通畅，号令统一，“一人之耳目”。
¡ 维护团队，调养士气，善于“治气”、“治心”、“治力”、“治变”。
¡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所谓“用兵八法”（“高陵勿向”云云）即属此范畴，虽然时过境迁，现代人不必拘泥。
¡ 主动发展协作关系，用孙武的话说即“豫交诸侯”。在现代社会，这方面的任务比孙武时代要繁重、复杂得多。
¡ 熟悉“山林、险阻、沮泽之形”，即项目实施相关的一切条件，一切细节。
¡ 向一切所能调动或找到的社会资源学习，比如善于使用“乡导”，或向一切懂得比自己多的人求教。
一家企业，只有当项目管理达到了面面俱到、滴水不漏的水平，才有可能保证优势不断复制，业务平稳发展。

点评：
也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投资者在考察一家企业的时候，也总是会一再追问：“你们都有哪些用户？帮用户实施了哪些项目？”投资者甚至还会问：“你们做砸过哪些项目？然后采取的什么措施加以补救？是否补救成功？”企业在真实市场环境下的项目经验，是投资者决定投或不投这家企业的一项重要考量标准。

凡是标榜自己技术先进的企业，当务之急就是显示出自己在真实市场上的拼打能力——包括及时认识和纠正自己错误的能力。这种事如果做不好，投资者就不会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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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作者近年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提供顾问、咨询服务期间，重读《孙子兵法》的系列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