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次的讨论里，我们说到：善于捕捉机会打“小仗”、得“易胜”，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

一个国家，倾重兵，打大仗，其实不算真本事。行政统一且具有一定工业规模的现代国家都能做到这个，虽然打着打着，它们就会面临财政吃紧或民生凋敝，甚至矛盾横生，甚至权力更迭。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有很多战争开打容易停战难的缘故。

但是在战争过程中，能不能营造具有绝对优势或新闻效应（或旁观者称奇）的“小胜”，让“小胜”起到终止大战的作用，抑或接连不断取得“小胜”，最终把多个“小胜”整合起来，变成决定战局的大胜，却是对一个指挥员、一支军队，以及一个国家的重要考验。

营造和积累这种具有战略意义的“小胜”，应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我们在上一篇里已有所论及。而获得这些能力，却不能仅仅通过想象，或通过理论——那些都是虚的东西，而是必须通过实实在在的考验。这些考验，其实每一项都很“大”，都是一个综合课题，在这里只能做一粗略考察：

其一，对君主的考验

首先的考验，就是决策中枢的政治素质。在孙武看来，就是什么样的国君带领军事将领，或什么样的军事将领配合国君。如果说当权者是连“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都顾不上操心的人，抑或即便想了想，也想不出什么办法的人（当今世界上此类“政治家”其实不少），也就说明这种人对怎样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怎样应对可能面对的最大的生存危机的问题，其实根本没有一套基本办法。

办法是决心的基础。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靠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善于“打小仗”，能够把一次小仗打得很漂亮。

一次决定性的“小胜”，足以让一国避免陷入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在一段时间内震慑、阻遏外部的侵略企图。同时，“小胜”也为展开“伐交”活动，如寻求外交途径控制危机或发动国际舆论攻势，创造良好条件。

像这样的“小胜”，尽管在具体战术细节上，总是离不开前线指挥员的随机应变。但是在打还是不打、大打还是小打的问题上，必然取决于高层决策；在等待什么时机、在什么场合下怎样打的问题上，也必然取决于一国武装力量的整体协调。

在这方面，一个人们熟知的案例，就是2025年5月印巴空战。此次空战为巴基斯坦空军赢得了荣誉，以至于1年以后，在美伊战争期间，受邀驻防沙特阿拉伯。

然而一个冷酷的现实，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只有很少国家真正愿意谋划与实施自主防卫。很多小国没有勇气和能力独立采取军事行动；它们的防务都是靠发展结盟，通过借助联盟力量以及对作为联盟霸主的大国的依赖、半依赖关系来保护自己。

对于身处联盟边缘，与非联盟国家（甚至敌对大国）接壤的小国，单纯依赖联盟支援和大国保护时而会面临很大风险。维持它的生存，在伐谋、伐交、伐兵上都需格外小心。这是地缘政治的常识。但往往有小国之君对此却没有足够的重视，甚至时而自以为聪明，企图通过挑唆大国之间的争斗从中渔利。这些都不是大道，都不会带来长久的利益。

中国经典兵学作者，包括孙武，还特别强调一点，那就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就是君主对将领（至少在怎么打仗这个问题上）应有绝对信任而对具体决策不加干预。

在《孙子兵法》的“谋攻”篇里，孙武说：“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能将而君不御者胜。”这一段的意思是，作战胜利可从五个方面判断：一是作战者是否能做到知己知彼，“料知敌情，审其虚实”？二是作战者是否能根据敌之众寡，量力而行，合理应对？三是作战者是否能做到上下同心同德，同仇敌忾？四是作战方是否已做好充分准备？五是作战者的将领是否多谋善战，且不受“遥制”，自主发挥？

这也说明，至少从2500年以前，中国兵学家就已开始警觉：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其过程，经常是无法按军事家的最有效设想而展开的。出于对国家社稷的责任感，同时也是出于职业精神，“善用兵者”必须在遵循政治决策的前提下，屏蔽官场琐事（包括君主的个人情绪）的影响，以求在政策框架允许的范围内尽量争取作战效益。

其二，对国家能力的考验

军队要打胜仗，就不能缺少精良的装备以及充足、及时、不间断的后勤保障。这一点，《孙子兵法》“作战”篇里的讨论已十分精到。

不过，战争的准备并不仅限于物质。在现代社会，很多人以为国力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工业，或者以年产多少万吨钢、多少万辆汽车为代表的制造业。其实不然。这是误解。只要方法得当，社会的工业化或再工业化都是可在不长时间内通过大规模鼓励投资做到的。这一点，已经被很多区域范围的实践经验所证明。可是富国、工业强国未必就做到能战、善战。

从根本上说，对一国的社会动员能力，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教育和广义的文化。原因有四：

——国家认同是一种文化，其中包括对国家社稷的定义，对社会危机的意识，以及对公民责任的理解。中国人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属于文化传承。

——支持一个强大的现代经济，需要有一个社会化的、多层次的和与时俱进的教育体系，以及可从中获得的职业态度、职业技能和经验。在现代社会，人的“组织生涯”，包括团队、项目、管理和临场组合的经验往往都是从学校开始的。

——教育的备战功效，莫过于维持一支与国家意志相当的工程师队伍。工程师一方面必须是工业标准的一丝不苟的践行者，另一方面，也必须是通用标准基础上一切非常态解决方案的提供者，这样才能保证未来战争中一切行动、一切组合、一切供应的适配性和可操作性。考虑到现代国家战后重建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恢复主要的经济活动和相关社会秩序，具有工程项目实施经验的行政人员也是特别需要的，如交通枢纽、资源供应、工业园区管理等各方面。

——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一种严格基于业绩考核和组织贡献的优胜劣汰的制度，也就是建立在真实绩效（而不仅仅是“规定动作”）上的奖惩制度，以支持符合社会规范且有独特贡献的团队、个人脱颖而出。

除了教育、训练方面的能力之外，还有一项相关的能力，那就是国家的系统信息处理能力。关于谍报与洞察，我们已在对“用间”篇的讨论中涉及。大体说来，就是一条两条的信息，无论多么至关重要，都不能代替对敌情的总体洞察。对大局的分析，对趋势的展望，对时间的把控，这些全都属于“知己知彼”的范畴，没有足够的学养是做不到的。

其三，对组织的考验

这是第三个考验，它首先是对军队组织的考验。具体说就是怎样打造精锐部队或组建一支人数不多但英勇善战，且具有丰富经验、善于临场发挥的部队。

提倡“小胜”、“巧胜”的一个逻辑就是避免过多耗费战争资源。但说“胜于易胜”，专揍“已败之敌”，并不是说这事谁都做能来。相反，任何战斗都不会违反它的残酷、血腥的最基本原理。化推理上的“易胜”为现实场景下的“已胜”，仍需要“刺刀见红”，决不允许等同于儿戏，草率轻敌。一切战斗，包括AI时代的无人战争，都是越精彩越需要精兵。

在《孙子兵法》“行军篇”里，作者明确指出：“兵非益多也（李零版为“兵非贵益多”），虽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这段话，后世注释者多重视其“于厮养之中拣择其材，亦足并力料敌而取胜，不假求于他也”的意思。 随着时间推移，战争愈加残酷，精兵的概念，也愈加得到兵学家重视。战国后期的《尉缭子》里赫然写道：“百万之人不用命，不如万人之斗也；万人之斗不用命，不如百人之奋也。赏如日月，信如四时，令如斧钺，制利如干将，士卒不用命者，未之有也。”  近古时代的兵学著作竟出现以大部分篇幅讨论治军、练兵的倾向。

回到《孙子兵法》，它通篇的意思，就是希望将领做到能够审时度势，从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战争关系中找到、抓住，甚至主动营造具有外溢效应的关键节点，突然发起攻击，并将胜利引向相邻的节点，不断扩大战果。

这样，无论其麾下部队的总规模大小，这支部队必须要有一批训练有素的精英战士，在勇敢且有经验的基层指挥员的带领下，与大部队配合轮番进行战斗。这些精英战士的培养，其要点，就是不断钻研潜在对手的行为特点，一门心思提高歼敌效益。

另外就是适应不同作战任务的精锐部队的组织方式。这种组织方式应无一定之规，可以是一支独立部队，也可以是一支大部队中的一个或多个精英团队、班组。但根据孙武的提示，无论在何种战斗环境下，它必须具有足够本地知识，能够迅速把战斗行动引向战场纵深，打乱对手的原有部署，为己方获得更大的胜利创造条件。这也就是说以较小的胜利为较大规模的胜利创造转折，打通道路。

顺带说，社会氛围对军队建设影响巨大。各国媒体上都有不少妄自尊大的自我娱乐者，比如在中国经常被当作笑柄的日本网民和印度网民。病态的种族优越情绪，以及隐藏几代人内心的自卑和不安，这些东西弥漫起来，不可避免会窒息学习型组织、智慧型精锐组织的生存空间，因而对于他国的媒体狂人，中国人也无需承担加以唤醒，施以教育的责任。

其四，对战法的考验

所谓战法，指的是为了发挥不同装备、技术的最大效益而形成的不同的作战方法。随着兵器的不断发明、迭代，军队组织和作战方法都会做出相应改变。

正如在20世纪，坦克、装甲车的采用，使陆战事实上成为国与国重工业能力的比拼，因而大兵团可凭借重火力正面推进而无所忌惮。而近来造价低廉、操作简易的小型无人机（穿越机）的采用，使小股部队，甚至两三个人组成的战斗小组，就能够对重火力大兵团形成威胁。

随着无人机、无人艇、机器人和无人战车的大量使用，战场拼杀正在日趋无人化。长航时无人机，以及高超声速精确制导武器已使交战国家无力确保战略纵深和大后方安全。现代社会系统越复杂，关键节点越多，越容易遭受小型化、多点化的突袭，整体防卫因而也越脆弱。

AI的发展，必将使小组级别的战斗单元，甚至单兵作战的真人或机器人战士具有这样的能力：

——作为一个战争集团的具有高度自主性和灵敏度的分支；

——能够按照集团的战略要点，根据自我处境而见机行事，筛选最有价值的目标进行打击；

——或在面临意想不到情况后，能够瞬息切换到Plan B或自我生成的新的行为模式；

——主动为集团战略服务，的胜利推进创造突破口，创造有利条件。

当所有的环节都有可能出现安全漏洞，任何体制化且耗资巨大的整体解决方案都存在“防不胜防”的风险。无论是在进攻还是在防守过程中，一切整体解决方案都必须结合智慧且自主的小组行动以提高效率，尤其是打击、破坏对手系统关键环节的能力，以及阻击、快速回应这种打击和破坏的能力。

AI时代的战法，必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以少胜多，以小克大，以快制慢，以班组、单兵行动挫败系统部署。

其五，对指挥员的考验

这是第五个考验，事关具体落实的环节，那就是第一线指挥员的思维，特别是这个人的全局意识（对战局的理解和对自己当下责任的感悟），他或她的机智、勇气与经验。

为什么《孙子兵法》在“作战”篇里说：“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难道是想否定君王对国家安危的决定地位吗？不是的。孙武只是在强调，一旦战争打响，万民生死，一国危安，事实上是全部落在战场指挥员一人肩上的。正如有注者言：“民之性命，国之治乱，皆主于将；将之材难，古今所患也。”

另外，古今中外大量战法都是在战争的过程中发明的，都是由那种集责任感和创造力于一身的指挥员加以发现、加以总结、加以传播的。要想打造精锐部队，必须起用这样的指挥员：

——他们必须具有能够把全局意识转化为小组绩效的领导才能；

——必须知识广博且具高超的观察能力、思辨能力和决策、部署能力；

——必须具有主动配合大集团行动的意识，有打大仗，乃至整个战争的视野；

——必须谙熟“打小仗”的战法，经过判断虚实、掌控形势、变换正奇的长期训练，有获得精彩“小胜”的经验，有利用各种相关的动态和时机（孙武称为“势”的东西）的能力；

——必须有及时调整兵形，快速推进战线直至完成作战任务的办法。

在这方面，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的“迷思”，那就是指挥者的才能大小是由此人可指挥多么庞大的部队所决定的，所谓“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反映的就是这种观念。

然而正如《孙子兵法》“势篇”所说的：“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 这就是说，管理极大的本领，在于同时能够管理极小。一名将领，能够以层出不穷的奇正组合，打出江河不竭的胜利势头来，才算得上是“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

点评：

在写作这一篇《孙子兵法》心得的时候，笔者碰巧翻阅了几本20年前买的管理学、组织学译著。那时美国50%的出口都是由只有19个或更少员工的企业创造的。

西方管理学家，连篇累牍发文，希望日趋官僚化的大公司，提高对市场变革的灵敏度，发展“多元化”、“可塑性”、“多学科”的组织，增添组织内部协调机制，学会“像小公司那样运作”。 

但是20多年过去，我们眼见所及的大企业，却仍然无法戒除官僚化的通病；在全球各个角落里冲锋陷阵的，仍然多为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或尚未彻底官僚化的新企业），以及个人组合。

大企业学不会“像小公司那样运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总是想追求签大单，做大生意，不能够，也不屑于把签小单、做小生意积累起来变成一个不可阻挡的大势头。这就像淮海战役中的国民党军队那样，直到被彻底围歼的噩运之前不久，仍在做“寻找共军主力进行决战”的迷梦。

在大企业里，凡是多谋善战的第一线管理人员，也往往因“受不了”官僚机构里的窒息环境而出走，为更多的小公司输送新鲜血液，也为更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商战故事预备着未来素材。

正因为如此，与其一厢情愿地期待大企业“像小公司那样运作”，有竞争力的经济体都会格外重视小企业的发展，尽量为它们提供必要的制度性支持。中国是这样。自我标榜自由经济的美国何尝不是这样？正如2026年6月《读书》杂志一篇文章指出的，自二战以后，美国政府就在不断加强对小企业的援助；21世纪以后，面对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更是及时出台了新一轮的政策激励。 

…… …… …… ……

以上是作者近年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提供顾问、咨询服务期间，重读《孙子兵法》的系列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