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是一个地缘政治的话题。历史经验证明：弱国无边疆，强国则以弱国为边疆。弱国是难以把守自己的边疆的，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而强国，则以被自己影响的弱国、弱势力为势力范围的外沿。

如此这般，一个大国怎样管理自己与外沿国家、外沿势力的关系就至关重要。一个自身积极向上的大国，应该能够维持一个“上下同欲”或“大小同欲”的国家联盟，形成和睦共存、共同发展的生态效应。应该说，没有比这种生态效应更理想的胜利状态了。

而外沿国家、外沿势力的貌合神离或公开对抗，往往也反映出大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无能和实力衰败。前苏联与诸多周边国家长期未能实现有效的共同发展，最后酿成联盟瓦解，就属于这样的案例。

在地缘政治上，一个国家不但可以，而且应当积极地把它的影响力当作武器运用。这种影响力本身就是国防。仅这一条，就比克劳塞维茨单纯的以兵论兵，或那种仅仅一招一式的兵法，形成天壤之别。

因此也完全可以说，《孙子兵法》不仅是军事的兵法，而且也是国际政治的“兵法”。这才是中国经典兵学的高度。

只有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理解《孙子兵法》中听起来比“不战而屈人之兵”更玄乎的“得全”的概念。

沿着中国兵学的地缘政治逻辑（虽然这一点著述家皆未明言），“天下”政治必然是一种大国与较小邦国结成的“圈子”之间的竞争和争夺。战争以及重划边缘是它们之间的非常态，但相互竞争、对峙，影响力的此消彼长却是常态。

在这样的竞争关系中，大国对小国，如果能“得全”，形成全面的合作关系，即可延展自己的影响力和安全圈，小国亦能从中得益。但如果因为部分利益的争夺，大国将这种“圈子”关系“毁之”，那么不但无法再向更远的地方延展自己的影响力，而且很有可能，即刻把一种敌对关系，甚至战争关系固定在了自己的眼前。

这种大国、小国关系的逻辑并非孙武一人的“奇思妙想”。对此战国兵书《尉缭子》有进一步阐发：“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治。富治者（即实力大国），车不发轫，甲不出櫜，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陈（“陈”通“阵”）而胜者，将胜也。”  尉缭子之所谓“主胜”，就是发挥政治优势，不战而胜。所谓“将胜”，也就是列阵而战然后取胜的意思。这一段的要点——“兵胜于朝廷”是中国经典兵学的胜利观的最精彩总结。“胜于朝廷”不是拍马屁，不是说把胜利首先归功于英明君主，而是说胜利首先取决于一个国家对国际政治的总体规划。这一点与孙武在“计篇”里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

比如说冷战时期，美国东部的安全边界其实一直延伸到了在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它的前线在西德。而苏联西部的安全边界，也一直延伸到了华沙条约组织，它的前线在东德。它们与各自军事联盟成员国的关系，都是“全其国，用其军”的关系。
由于苏联东欧集团体制弊病严重，内部矛盾丛生，而美国及盟邦一时间对自己的制度充满优越感，便提出了对前者“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设想。果然到了90年代，苏联由于改革无方而国家解体，使西方集团不费一兵一卒就取得了将苏东集团整体消灭的胜利，在多数中东欧国家都实现了“全其国，用其军”的戏剧性转换。

可见，做大国很累。

孔子心目中的政治模版西周（前1046-771），作为一个世俗化、文治化的封建贵族联盟，维持了不过270年。期间一面需要修改前朝意识形态，建立普遍认同和秩序，一面还要不断剪除叛乱和对外战争。

在春秋早期，管仲（？-前645）辅佐齐桓公，大兴工商，聚集实力，使齐国成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中原“霸主”。面对北方游牧部族入侵，他带领各国，加以反击，终于捍卫了中原文明，获得孔子赞叹“如其仁！如其仁！”这一段历史，延续了仅几十年时间。

现在的美国，由于在冷战后20年间所面临的种种新的问题，不再想替人打仗、为人受累。但俄乌战争、以巴战争的持续不断，却叫它无法逃避诸多国际责任的牵制而专注自我。

这样的情况，映证了《孙子兵法》里暗含的另一个极为理性的判断：不同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武力和非武力的竞争角逐永远不会停止；假使可以一战定天下，“百战不殆”的“百战”在逻辑上也就不成立了。

沿着这一逻辑还可预见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感觉虽然很爽，却永远也开启不了天下永不再战的持续状态。理念的矛盾，利益的争夺，以及对生命的有组织的威胁，都会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善用兵者”必须永远准备战斗，去赢得新的胜利。

点评：

中国人都有一个“大国梦”——无论人们如何定义“中国梦”，其中肯定会包括一个“大国梦”。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历史上我们一直都不那么小。

但当大国是不是一定要当得很累？对特朗普及其同僚来说，简直累得要发疯，尽管他们背了个超级大国的名号，再累也不愿休息。而对普京及其同僚来说，想要重新扮演大国角色，也是步步维艰。对力不从心、德不配位的玩家而言，大国之“大”，简直就是牢笼。

历来，一个大国要想既不那么累，又要当大国，就只能来玩一个“圈子游戏”。那就是靠结盟，靠伙伴，来支持自己的地位。

不过谁要是总是以老大自居，对小弟发号施令，圈子关系是维持不下去的。古代的西周、以前的苏联，都有这个问题。美国也有迹象正在面临这个问题。

一个比较合理的圈子，其实是要建立在一种“生态环境”上的——相互依存，共同繁荣。但“生态”是一个多中心或反中心的构造。“圈子”却需要一个核心，一定程度上的中央集权。这两种结构如何能嵌套一体？怎样回答这个问题，人类直到现在仍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但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那就是政治和经济不能玩同样的游戏：政治的圈子是可以想象的，在危机时刻，其反应也是比较有效的。但对于经济来说，生态的模式似乎更为理想。

如果一个大国能同时玩好这两种游戏，那应该是要比只会玩一种游戏的对手过的更好些。不知读者是否也这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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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作者近年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提供顾问、咨询服务期间，重读《孙子兵法》的系列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