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人讨论问题时喜欢侃大局——有什么高见自当别论，反正一上来总是得先侃一通。就连说书的，开场时也要说上几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知识分子经常会觉得，像这样侃大局，无非是重复一番圣人曰或古人云，属于民俗范畴，无需认真对待。

但如果习惯性地把大道理撇到一边；一切从眼前所见或个人所欲出发，可能不但不聪明，而且很危险。你可以不侃大局——可以不善于侃，或不屑于侃——但你心里必须有一个大局观。从这个大局观来审视自我，审视自己的组织，审视所处的环境，才能对现在应做什么，将来大致要做什么，有一个连贯性的认识。没有这种大局观，就难免人生在世，不知所在，亦不知所往。

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那些真正精彩的关于大局的论述，即使千百年过去，今天读起来却依然感到发人深省。比如孙武说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的训诫，初听好像是“大白话”。打仗的事情不可儿戏——这个道理难道有谁不懂的吗？可是，对比这几句话说出2500年后很多地方发生的情况，竟然会发现现代世界的“领导者”们，有人就是不懂这个道理。 

人们往往以经济上的竞争，比拟战争中的拼杀。在一轮接一轮竞争中搏生存的企业家，无不心怀忐忑地（尽管有时下意识地）关注着经济大局，判断着自己企业的“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盘算着如何规避有可能最坏的危险，捕捉到有可能最好的价值。

与领兵打仗的人一样，做组织管理的人都是要带领一群负有使命者在艰苦卓绝中不断拼打。组织的成功与失败，它能否排除困难，完成使命，关乎管理者的事业甚至生命。他们必须不断琢磨，自己所处的大局到底包含多少风险？多少机会？

正是为了回答这样问题，孙武在“计篇”里提出了他的判断标准，也就是所谓“五事七计”：以“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民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来衡量交战方或竞争对手在“道、天、地、将、法”这几大方面的特征。在2500年前，这已经是一套比较系统化的判断标准了。

然而现代人也必须看到：即便是《孙子兵法》也无需圣化；“五事七计”也有其不足。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以古代语言表达的系统。世界上凡属理论思辨的事情，到底还是以现代语言来表达会更加全面。

在孙武写13篇兵法的时候，人类尚未没有发展出系统性的科学，更没有社会科学。因而现代人对“五事七计”的理解，就不能停留在字面上，像很多后世的《孙子兵法》注者那样，仅仅是抠“道、天、地、将、法”这几个字在语义学上都包括着哪些意思。这就像语文老师讲解名著那样，抠得越细，可能却越远离这几个字的组合意义，以及作者的整体用心。

应该想到，孙武提出的“五事七计”，其实是他总结出来的一套社会分析方法论。它的目的，是要考察某交战国或竞争对手的整体“品质”（quality），也就是由“道、天、地、将、法”这几个字所体现的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大局。

战争，说到底，是拼“大局”：哪一方会经营大局、颠覆大局、控制大局、引导大局，它就会压倒对手，赢得胜利。

因而现代人在做战争决策或竞争分析之时，虽无需把“五事七计”当作教条，却必然会沿着孙武的思路，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以更明晰的现代语言做大局分析。 

大局分析首先是社会分析。

孙武的“五事七计”，看起来好像与社会无关，对于西方人来说还带点神秘主义，其实整合起来，就是社会分析。

它的最主要观点，其实就是一条：看一支军队有无胜算，不但要看它的内部——比如武备如何精良，训练如何有素，而是首先要看它的外部，或它的生存环境，它的社会归属。如果它所在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导者行为与民众生活方式完全脱节的话，那么打起仗来，那支军队便难有胜算。

这就像现代的组织管理研究要做的那样：管理研究的重中之重，首先不是要抠在组织内部应该如何建立层级、应该如何激励和约束团队。管理学泰斗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就指出过，组织并非在真空中存在；管理（或从事管理研究）必须从“外部”入手，首先要看清楚一个组织与它所处社会的关系。

正如孙武论兵要每每论及大局，德鲁克讲管理，也经常会用大量篇幅发表他的社会观察以及社会分析，而且越到他的晚年，越是这样。德鲁克从未自我标榜是大社会学家，大历史学家或大未来学家，但他的言论，却充满了历史的悟性，未来的洞察，以及对那种撇开大局，只抠细节的管理方法的批判。

在他1999年出版的著作里，德鲁克说：“所有（关于组织管理的）传统假设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即管理的领域仅在于组织内部”，而忘记了“一切机构的工作绩效只会来自于组织外部。”企业家创业，以及一切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创造性活动，所指向和所关注的，其实都是企业组织外部的社会。

因而德鲁克告诫读者：管理是一门社会科学；对社会趋势的基本了解，因本身充满变数，且事关组织成败，人事哀荣，其重要性要远高于人们对自然科学范式的理解。

更难能可贵的是，重读德鲁克在20多年前发表的文章或访谈，会发现所论及的很多趋势，比如说随着工业发达水平提高，各国人口增长放缓，老龄化以及健康需求增大的趋势，今天不仅仍未过时，而且更加明显，更加蔓延。还有的趋势，甚至直到现在，也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一个这样的趋势，就是德鲁克所说的经济与政治的不协调（incongruence），也就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与政治上的碎片化、分割化（以及政府体制的日益老旧和陈腐）的同时发展，相互制约。 

德鲁克之所以得出世界政经发展趋势相互矛盾的看法，是基于他的历史反思：自1914年以降，殖民时代的大帝国接二连三解体；自1950年开始，大量“小型化”的民族国家不断涌现，每个政府都对市场经济做了或正在做程度不一的限制或扭曲。

当德鲁克指出以上趋势的时候，当今世界上最不协调的许多重要现象都尚未发生，他当然也不可能预见到。那时克林顿尚未卸任美国总统，信息技术革命刚刚开始，经济全球化如火如荼，多数西方评论家之所见，是“世界是平的”。美国的深层问题远不如今天这么明显，与中国的关系也远不如今天这么严峻。但正因为如此，反过头来读他当时的展望，才则越发感到，此老的大局意识的确卓然不群。

今天，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新的“世界大战”——一种以经济、贸易为手段的战争，已然发生。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战争。它虽然没有（或者暂时没有）造成血腥的直接伤亡，但造成的后果，却也可能颠覆国家政权，洗劫人民财富，甚至使某些民族永远失去发展的机会。

这场全球经贸战争，对于成千上万中国企业的领导者、管理者来说，也是他们的“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他们的企业未来发展的运势——捕捉什么机会，怎样捕捉机会，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大局观”，也就是他们对全球政经趋势的把握。

只有认清了大局，才有可能理解，交战各方究竟是处于何种态势，而其中一方，或一支军队，想要做到游刃有余，“致人而不致于人”，最好是采取怎样的打法。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大局？

很明显，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西方已无心再玩全球化的游戏。除了倚仗大金融和某些大工业作为战略据点之外，传统的发达国家已不再具有凭借几乎绝对的优势在世界各地“攻城掠地”的能力。它们现在是一种阵地战的打法，是力图加强自己的本土防御和重点防御。这样就腾出了大量的中间地带，让有进取心，且有能力的中国企业去结合当地因素，开展游击战争，甚至建立自己的海外根据地。

这正是现在大大小小的中国企业纷纷“出海”的逻辑所在。

在这里，笔者只想引用一位在阿联酋长期工作、居住的朋友，在2025年10月的一次聚会上说的话：

现在国内，好像大家都在“卷”，卷来卷去，各行各业都说生意不好做，产品和服务都靠削价竞争。

但在国外，从美国到欧洲，从中东到非洲，却是一个大通胀的周期。我们亲眼所见，几乎样样东西都在涨价。

如果有企业宁肯待在国内不断削价竞争，直至把自己卷死，而不愿到海外来，去争夺大通胀、大涨价带来的机会，那是不是傻？

但企业出海不容易——有位国内来访者插话——尤其是当你刚刚拉起一支队伍，马上就要去客场作战。

那不就像长征，南方人跑到北方去建立根据地？一边干，一边学吧——那位朋友回答——我们谁不是这样过来的？一边给客户“当孙子”，一边自己闷头读《孙子兵法》。

点评：

《孙子兵法》里最值得后人学习的一种东西，就是作者的大局观。

作为现代中国人，尤其是上过大学、在搞管理的，也可以从德鲁克的例子里，看到一个人学会以大局的框架看问题，想办法，几乎就自然而然地比别人更具深刻的历史感和敏锐的洞察力。

这种大局观很有用，比如在策划长期发展的时候，在布局区域市场的时候，或者在发展协作企业关系的时候——去判断如何在一个新的市场环境下“伐交”，“伐谋”和“伐兵”。

至于为什么很多产品和服务在国内都卖不出价，而在海外往往却能卖出更好的价来，自然有经济学上的道理，大家都懂，就不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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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作者近年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提供顾问、咨询服务期间，重读《孙子兵法》的系列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