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讨论《孙子兵法》的“计篇”。
在强调了兵势、军势对于实施战争决策的作用以后,孙武的讨论进入了战术层面——也就是他对“诡道制胜”的强调:“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逸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在这些文字之后,孙武用大约350个字完成了他“计篇”,也就是他的军事哲学从决策到战略再到战术的整体概述。
读《孙子兵法》的人是无法将他的这个大体系拆开来理解的。有人鉴于孙武在其著作的第一篇里讲到了“诡道”,最后一篇讲的是“用间”,又间有“兵以诈立”那样的说法,于是就说他从头到尾无非就是在讲阴谋诡计,或者《孙子兵法》的核心内容无非就是阴谋诡计。这是没有读懂这部著作。
人们记得,在讨论战争决策的时候,孙武对决策要素的陈述完全直截了当,没有丝毫隐瞒。他非常想让读者掌握交战国(或即将交战国)实力评判的标准(即所谓“五事”),并告诫他们:他的要素分析的方法并不是秘密,而是近乎“将莫不闻”的常识。但这个方法不容忽视,必须尽知;“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古往今来的现实情况也是如此:一国想以军事手段或其他领域的强力行为(比如现代贸易战)战胜或压倒另一国,而另一国想以同样性质的手段进行反击,双方的真实战略目标,都是外交辞令掩饰不了的。人的心思,只有在完全没有行动的时候才可掩饰;一有行动,便属阳谋。
因此,孙武只是在指出必须以相应的“势”(“兵势”)去落实高层战争决策之后,在开始讨论如何用有效的战术手段促成或保证有利的战略态势的时候,才提出了他的“兵者,诡道也”的论断。也就是说,“诡道制胜论”本质上是属于执行层面的。“诡道”本身并不能保证胜利,更不能营造和平;它只是为阳谋服务的。
也只有把“诡道制胜论”与“计篇”的理论框架,尤其是言简意赅但意义非凡的“势”的概念,联系起来考虑,才能充分理解它的意义。
其一,以“诡道”进行战争,也就必然意味着以“诡道”去为“兵势”赋形——通过作战行动中的兵形之诡变,去追求兵势之强化,从而尽可能有效地把握战场主动权,实现具有战略意义(全局意义)的推进。
其二,在本质上,诡道制胜要求在一个理性的思维框架下进行工作,以理性计算为基础、以客观效果为标准。它不允许军队延续春秋早期贵族战争的礼数,或者后世谑称的“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它也不允许任何为战斗而战斗,或不计成本进行战斗的行为,或任何发泄私情、博取虚荣的冲动。
其三,一切诡道行动,都是围绕争夺战场主动权而展开的。其要则,都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而“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目的则不外乎夺得战场主动权。战场主动权的一次又一次积累,将最终归结为行动者在战争中的压倒性优势和全面胜利。
其四,为了达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战术目的,又有两条操作要领,即“量敌用兵”和“示形动敌”。“量敌用兵”和“示形动敌”都是根据对《孙子兵法》的整体理解得出的说法。前者,要求尽知敌情或尽可能了解;并且具有成本意识。而后者,兵学专家黄朴民解释说:“所谓‘示形’,就是伪装和欺骗;所谓‘动敌’,就是实施佯动,调动敌人。”
其五,又如孙武所说:诡道制胜的怎样得当,无法事先规定,必须视具体战斗环境而定。
最后,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孙武从来也没有说过诡道是可以在战争策划和战略大局之外独立存在的;一切局部策略,必须服从、也不可逃脱“国之大事”的大道理。他反对为打仗而打仗,依照同样逻辑,他必然也反对单纯为诡道而诡道,或把国之大事的战争仅仅视为诡道的游戏。
点评:
“诡道”是对敌之必施。但这种游戏,也有其局限性。正如在比赛场上,引诱对手犯错误只能得分,并不能保证团队获得全场比赛的胜利;全场获胜,毕竟要靠一支赛队的整体实力。这一点,是所有醉心权谋之学的个人(尤其是社会经验不足者)所必须认清的。
在和平竞争的环境下(比赛,经商皆属此类),“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也许,最高明的“诡道”,就在于及时认清对手的计策而不上当,甚至让对手因自作聪明、自作自受而吃亏。这一点,同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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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作者近年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提供顾问、咨询服务期间,重读《孙子兵法》的系列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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