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正处在AI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初始。这个时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它的到来会对现有社会和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摆在全世界人面前的大局问题。

从诺贝尔获奖的AI科学家到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的人们都在做自己的猜测，发表的意见莫衷一是。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问一个问题：假使孙武再世，穿越到我们现在的时代，他或许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大局判断？

本来，写历史的人最忌做历史或历史人物的假设。尤其当历史的事实或许尚未厘清，偏要再去做超越事实的想象，这样做往往显得玩世不恭且于事无补。但笔者在此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发现不少做管理的现代人仍不善于分析自己所处的宏观环境；而2500年前孙武用过的方法，他看问题的眼光以及分析问题的逻辑，应该能对他们有所启发。

正如我们在前一篇中讨论过的，现代组织的管理者以《孙子兵法》的眼光看大局，并不必拘泥于他的“道、天、地、将、法”的字眼，而是应该理解他这几个字所代表的意思，以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分析自己的处境。

然而还需要看到，社会是在具体时空中存在的；“道、天、地、将、法”都有它们的时代内涵。做大局分析，必须还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的基础。在这一篇里，我们就谈这种“历史感”。

“主”与“道”的问题

人们经常引用马克·吐温说“历史会重演，但不会简单重复”，或“历史不会重复，却自有其韵律”云云，其实都查无出处。据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1964-）说，马克·吐温的原话，其实意思是历史像个万花筒，转来转去总有一些特定的模式。

孙武提出的“主孰有道”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层面，就是要看那些身为组织管理者的人们对“道”的悟性，也就是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历史感，会将自己置身于什么样的历史进程之中。孙武没有直接这样提问。但如果管理者对这个问题不能有一个正确答案，他或她就很难做《孙子兵法》里所说的那样“令民与上同意”，“而不畏危”。

因为民也是会判断“大势所趋”的。尤其是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的核心力量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领导人的战略决策，管理作风是否跟得上时代他们一眼就能看清楚；对那种跟不上时代步伐，弄不清大局，但是却拒绝学习，甚至说起话来还拿腔拿调的领导人，他们不会瞧得起，更谈不上“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

也正因为如此，孙武才将“主”（君主，或领导者）与“道”的结合，以及二者如何结合，作为最最要紧的一条，列为考察一个组织有无胜算的第一项。

经济战争

也正如在2500年前的中国，所有的领导者都必须清醒认识到，战争的危险性，是“不可不察”的“国之大事”。眼下，最具全球影响的一个因素应该就是AI竞赛，或以AI科技为核心的经济战争。用“战争”这个字眼并不算夸张。因为它的确具有“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重要性，能够影响到众多国家的国运盛衰，发展成败，以及亿万人民的生活方式。

即便发生真枪真炮的战争，在武备优劣，交战胜负等诸多方面，AI及相关技术也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战争是政治的延伸；政治是经济的延伸。21世纪的很多冲突与合作，军事的也好，经济的也罢，都难免在这个大背景下展开。

那么，也许会有人问，像这样一种大局是否真的正在来临？为什么人们仍莫衷一是呢？

悄悄地来

“道”有一个特点：一开始时，它的走势并不明显。由于总会有杂乱现象的干扰，很多人会得出错误的判断，或者只会像清末朝廷那样，知道某种变化已然来临，但如何定性，如何应对，却莫衷一是。

中国人侃大局，往往以利益做判断依据。但利益分远近，侧重有不同。在一些迫在眉睫的竞争中，人们或许仍不会直接体会到AI的重要性，正如只逛一两家店铺，仍无法体验整个城市的繁荣。从长远来看，亿万人的工作，以及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必然受到AI的改造。

真实的情况，往往是当一场变局已然到来，置身其中的人仍茫然不知。这也是一种“道不远人”。

人们眼前的变化，应该说从上世纪80年代，当中国刚刚启动改革开放，进行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那时中国人第一次听到“后工业化”、“后现代化”这样的名词，备感陌生。但40年后，这些西方社科教科书里名词所定义的现象，却已然变为人们的日常所见。

划时代的转折点

个人电脑、互联网的出现无疑是这一变迁的一个转折点。互联网的出现使工业革命以来的组织逻辑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此，将成千上万人聚集到同一场地，从事同一模式生产的做法，已不再是工业的唯一模式，甚至已变成一种传统模式。曾经不可一世的，全产业链的，集多种经营于一体的堡垒式的产业帝国已失去光环。

随之而来的，是以网络哲学、信息理论为基础的组织方式。现在的大企业往往是平台式的，能够聚集起其他大大小小的企业作为一个更大的产业生态。同时，分散的和小型的企业组织，以及项目基础上的企业组合变得越来越普遍。

尽管有国际政治上的种种制约，无论是集团对抗、“文明冲突”还是种族纠纷、领土纠纷，全球商业的网络生态却能够顽强地寻找每一个裂口自由滋生。而在那些不允许它生长的地方，管理体制仍囿于工业化时代早期的设置，已无法适应生产力的新发展。或者，出于领导者对“未来已来”的仓促应对，还会出现管理上的持续震荡。

长期发展

这样的情况一直会持续。因为“道”还有一个特点：它是属于历史阶段的一种现象，会在一个较长时间里一直发展——从经济上说，说不定会跨越好几个周期；从政治上说，说不定会跨越好几个朝代。

什么时候它会终结还不好说。那取决于下一个全新生产力意义的转折点什么时候出现。

互联网出现以后的国际市场，已经历了多次起伏，包括1997-98亚洲金融危机，2000-01互联网投资泡沫破裂，2008全球金融风暴以及随后的欧洲危机，2019-22的疫情，而且很快还会经历一场AI投资泡沫的破裂——这场危机的几乎不可避免，悬念只在于时间。

未来几十年，可以预见，管理学泰斗彼得·德鲁克曾指出的，经济全球化和政治碎片化这两大趋势仍将同时存在、并行（或相逆）发展。尽管国际政治上划分出不同的几个圈子，相互对立，商业上的全球化、网络化也还是会探出缝隙，翻越高墙，不断蔓延。这一点，我们在上一篇里已经讨论过了。

只有逻辑，没有样板

中国哲学里的“道”，是一种从自然、生态、生命中的思辨抽象。“道”的运行，有一种内在的“势”——正像春天来了，到处都是春天。而在春天的“大势所趋”之下，万物遵循相同的逻辑，却各有自己独特的形态，没有统一标准。“道”从来都是包容的；它推崇多种选择，从来都不接受“绝对”，也不承认“唯一”。

正像AI技术的提升，并不要求所有探索者都一味砸大钱、堆算力，而是存在不同路径，不同方法，去创造不同的指标。这一点，与大工业的逻辑已有很大不同。

后工业化的“道”为人们实现“你能我也能”，“你能我更能”，甚至“你不能我也能”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假以睿智的方法与合适的环境，创造力的繁荣应是自然而然的。来自LinkedIn的最新数据表明，美国的专业人员已经开始大举个人创业——一方面是由于AI等各种因素使就业市场产生更大波动，另一方面，AI的工具化以及其他科技手段的发展也为个人创业提供了更大的便利。自2022年以来，专业人员个人创业的人数几乎增长了3倍，2025年12月比上年同期就增长了将近70%。

当一些企业在保护圈里舒适生存，也有一些企业在保护圈外野蛮生长。

还有的企业或许可做到跨圈子发展，或许既保留自己原有的圈子资源，又能够采取“游击战争”或“地方割据”的方式，在圈子以外的地方建立新的根据地，在既有的工业化中心之外形成新的中心、新的商业生态。

点评：

未来哪个圈子能胜出，可能仍然难说。但可以断言，有些圈子外的，或能够做到跨圈子野蛮生长，并同时利用各大保护圈的有利政策灵活发展的企业会活得更好。而这恰恰是中国企业家最擅长的生存之道。在AI和其他尖端科技的加持下，中国企业、中国商业模式势必在全球市场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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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作者近年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提供顾问、咨询服务期间，重读《孙子兵法》的系列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