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学政治学的人，从美国极富戏剧性的2020大选里，能看出来哪些教训？又反映出什么问题？禁不住有所反思。恰好昨晚，友人造访，遂炉边煮酒，夹叙夹议，逐一道来。

　　前边我们谈到，美国其实有两拨势不两立的穷人；对他们的分析必须超越中国人过去熟悉的那种“阶级斗争”的简单模式。

　　但这并不是说没有阶级的原因在里边。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两拨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in one way or another），全是资本从大机器、大生产线的时代向电脑、网络、AI的时代转换过程的牺牲品。只不过其中门道，有点当事者迷，旁观者清的意思。

　　若干年后，美国人会醒悟到，他们正在进行一场新产业革命，却没有来得及为这场产业革命造就足够多的人力资源；也许，他们中间那些玩政治的人还会喋喋不休地抱怨，说自己本来是新产业创造者，但新产业带来的无数好机会，却被其他国家的人不声不响地“偷走”了。

　　说起产业革命，市面上流通着两种理解。一种，是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还有一个英文缩写词叫4IR），也就是继1765年左右的燃煤使用，到1870年左右的石油、天然气的开发与发电机的使用，再到1969年前后的核能与电子技术的应用之后，然后再到2000年以后的互联网与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但这种理解关注的只是技术。还有一种理解是更宏观的，更有历史感。那就是人类文明自狩猎、采摘式经济经过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再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变。

　　“后工业化”的产业革命，与煤、电与电子技术的采用不同。它以信息科学为核心，打通了数字、生物与物理的三个世界，融汇了人工智能、云计算、机器人、3D打印、物联网和先进通讯技术，包含着对很多工业化与现代化原理的超越。这些转变也会覆盖一个社会大多数的企业组织，也会影响全社会的人力资源。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有一些最聪明的大脑，一直在预测后工业社会将对人提出什么样的新要求。

　　记得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引进的美国畅销书《第三次浪潮》（1980年出版），就是一部这样的著作，当时在世界上（包括中国）造成了不小影响。作者托夫勒（Alvin Toffler，1928-2016）曾是商人，也是《财富》杂志的客座编辑，现已作古。但他50年前就已预见到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的结合，预见到教育与学习必须改革，预见到新产业革命中的社会震荡以及家庭解体。

　　托氏有几段语录，堪称经典：

　　——变化不仅仅是生活的必须；变化就是生活。

　　——如果我们不学习历史，我们就不得不重犯历史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不改变未来，我们就不得不在一个完全不可控的未来中艰难忍耐。那将是一种更糟糕的处境。（这段是意译，原文是：If we do not learn from history， we shall be compelled to relive it. True. But if we do not change the future， we shall be compelled to endure it. And that could be worse.）

　　还有一条，本来是托夫勒在著作中对别人的引用，却一再被别人当作是他的语录（但托夫勒之所以引用这句话显然也是以为同意其中的观点）：

　　——在21世纪，文盲的定义将不再是指不会读写，而是指不会学习，不会扬弃自己先前学到的东西，以及不会重新学习。（The illiterate of the 21st century will not be those who cannot read and write， but those who cannot learn， unlearn， and relearn.）

　　上边的话都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前说的。半个世纪以后，对于美国那些曾经的蓝领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庭来说，这些话仍如同天方夜谭。他们的社会身份、福利保障，以及相连带的文化互信关系、宗教正统感，甚至种族优越感，仍牢牢束缚着他们的思想与行动，使他们无法适应自己国家里正在发生的，早就不再是预言的大势所趋。

　　然而资本却不愿等待他们。在资本市场上，从传统大工业的旧资本向具有越来越高技术含量的新资本的转换却方兴未艾。

　　自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出版到现在的50年间，道琼斯指数从1979年12月的平均2847.52点涨到2020年11月的平均29638.64点，涨幅超过了1040%。

　　在占全美股市大约1/4的道琼斯30大指数股中，1979年时仅有4家技术企业（IBM、AT&T、Kodak以及United Technologies），外加1家医药企业，没有金融企业，其余全是大工业、大零售。

　　而现在，在道琼斯指数股中间，研究导向型企业增加到了20家，包括科技企业9家，医药企业5家，金融集团6家；工业企业只剩卡特彼勒、雪佛龙、陶氏化学、宝洁等4家，早已不见三大汽车公司，或通用这个、通用那个的制造业公司的踪影。

　　资本对新科技、新生活方式的青睐，对传统业务的企业来说，已是近乎无情。比如Facebook的市值（7600亿美元）竟相当于《纽约时报》市值（74.5亿美元）的百倍或保守派福克斯新闻网市值（177亿美元）的40多倍。

　　亚马逊的市值（接近1.6万亿美元）差不多是沃尔玛的（4200亿美元）的4倍，以及Macy’s百货的（36.4亿美元）的400多倍。

　　即便在制造业，占据了电动汽车新概念的特斯拉，虽然一年生产出来的车辆仍不多（2019年不到37万辆），远未达到公司曾经许诺的销售目标（2018年50万辆、2020年100万辆），但2020年末市值（接近6000亿美元）已超过全球各大老牌汽车公司总和（其中丰田汽车为2000亿美元出头，大众不到1000亿美元，通用汽车公司仅为600多亿美元）。

　　很明显，全球最活跃的投资市场（美国股市）正在以持续不退的豪情狂赌未来。

　　以联通、协作与交换为基本逻辑的信息科技越发达，就越不会（因为不需要）从企业内部直接创造就业机；而是会通过市场，通过网络，间接创造很多扩散性的服务需求。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供应链与供应链管理的重要性现在才如此凸显。

　　越来越多的企业已没有生产线，没有了厂房，甚至也可以没有总部。为了给投资者提供好看的财务报表（投资回报尽可能高），它们不仅会外包装配生产，而且必然要想办法外包除了企业核心知识之外的一切业务。

　　也许有些企业会保留自己的生产线，比如特斯拉就在加州把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个老工厂改建为自己的生产基地，但在那里，在生产线上工作的都是机器人。

　　即便在川普治下就业数据最高的时期，美国大部分的就业机会都是服务性的。美国2018年（那时应是川普治下就业率的巅峰纪录）的一项统计表明，当时私营服务供应产业（private service-providing industries）为美国提供了超过1亿零700万个机会，而制造业，只提供着1290万个就业机会。

　　2019年，全美就业人数超过1.62亿（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超过80%都在服务产业（但包括联邦与地方政府雇员），相比之下农业占比1.4%，工业占比12.9%，其中制造业只有7.9%。

　　这种变化，托夫勒的同龄人，社会学家、哈佛大学丹教授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清华大学也有一个同名同姓的学者）早有预见。在他1973年的著作《即将到来的后工业社会》（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里指出，后工业社会将是信息指引、服务导向的社会（information-led， service-oriented）。

　　顺便说，“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是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Alain Touraine在1969年提出的。

　　后工业社会有三大特征：一是经济从制造业为重向服务业为重的转移；二是科技产业（“以新科学为基础的产业”）的中心的地位，以及知识的估值越来越高；三是伴随一个新的科技精英阶层的出现，社会分层的逻辑出现的相应变化。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学理论基础上，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1901-2005）提出了“知识工人”（knowledge worker）构成未来企业重要人力资源的观点。

　　后工业社会的重要经济要素是数据、信息与知识。对这三样东西，贝尔的定义是：数据是作为对现实世界的实证描述；信息则是数据经过组织所构建的有意义的系统与模型（如统计分析）；而知识，是使用信息做出的判断。

　　半个世纪前的学者预测，现已一项一项变成现实，在美国尤为如此。2020大选，也是一只棱镜，所折射出来的民间情绪，其实也反映了人力资源上的问题，尤其是就业人口与群体的诉求与心态与社会现实、就业机会的不兼容性，堪称全世界的一个教训。

　　一方面，R党所依靠的那些来自内陆发展停滞地区的“红脖子”群众，仍然不愿意放弃50年前的生活方式。但这些人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因为尽管他们会闹，或许一时闹得更凶，但未来不属于他们。

　　另一方面，在D党社会平等、多元文化的旗帜下聚积起来的群体，虽然有相当一部分人都从事服务业，但仍带有很重的工业化时代烙印，称不上是“知识工人”，扮演不了那种“眼睛里有活儿”，在一个系统里能够主动换位、补位的独立角色。以网络维护、健康护理为特色的未来经济，却大量需要这种角色。

　　在所难免地，美国经济正处在一个人力资源大换班的过程中。然而大选期间人们听到的来自左的和右的两方面的教育政策主张，从免除大学生贷款债务，甚至国民免费大学教育，到“绝不让社会主义占领大学校园”（川普任命的教育部长的叫嚣），都不能帮助美国培育更多有数字技能的服务业人力资源。

　　应该看到，这不是美国一个国家的问题。大工业时代发展起来的教育体系能不能培育后工业社会需要的人才？美国一个流行说法，说65%的小学生都将会在现在尚不存在的职业岗位上工作。

　　国内一位做职业规划咨询的专家也对我说，现在的中国大学毕业生，除了医学、司法专业的，80%不能从事本人学科直接相关的工作；很多一线城市的职业岗位，“这些孩子”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听都没有听说过。

　　大工业时代的教育体系和知识体系虽孕育了一系列科技发明，但发明者与发明赏识者仅仅是全国人口的凤毛麟角；教育体系远远未能培养出足够多的人把科技发明转换为更大的社会效益。

　　比如说大家都在上网，但上网如果只是社交，或参与某一些自己认同的群体，那么网络对社会团结与经济繁荣就不会有什么促进作用；网络仅仅是一块新的游戏（或打斗）场地。

　　或者，如果上网只是为了完成特定工作任务，而不能用以扩展视野，丰富知识，提高思想，那么上网者终其一生，所浪费的机会又将如何计算？

　　事实上，在后工业社会，有一些属于普遍刚需的问题，离开了网络是无法解决的。比如托夫勒所说人生不得不反复经过的“学习、反学习（unlearn）、再学习”的过程，离开了汇集全球各学科最新成就信息的网络就是几乎做不到。

　　学本事是这样，挣钱也是这样。就连最传统的服务行业，比如餐饮，也必须适应网络社会的要求，比如利用网络数据扩大营销，安排物流，进行食材安全、营养匹配的管理。

　　对于众多小企业来说，网络与数据就像过去的算盘和账本，没有数据管理与数据分析的能力，连个体户都难当好。所以管理学者说，数字化转型过程所需要的人才具备的“职业技能”，必须包括一定水平的数据分析和使用数据分析的能力。

　　可以想象，凡是网络商业效应、社会效应都比较好，能够帮助社会重新组织经济活动，并创造新业态、新就业机会的地方，应不但得益于好用的网络，而且还得益于有整整一层具有社会组织能力的人才，能够在个人的和有组织的经营活动中，把网络、数据当作资源，进行具有大众市场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创新活动。

　　然而让国家变得更加伟大的空洞许诺，以及政治正确和宗教道德之间的无休止论战，都培养不出大批这样的国民，为美国把科技转变为生活。

　　这大概也是为什么美国电商不如中国发展快，却充斥着更多阴谋论和群体对立情绪的一个原因吧？

　　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曾在他的传世名著中告诫美国人不要像当时的中国（鸦片战争前夜的清朝）那样。他说：欧洲人与中国交往密切以后，“才发现中国人的一些高级知识已经失传，只留了一点残余。这个国家的实业发达，大部分科学方法还在那里保留下来，但是科学本身已不复存在。这说明这个民族的精神已陷入罕见的停滞状态。中国人只跟着他们祖先的足迹前进，而忘记了曾经引导他们祖先前进的原理。他们还沿用祖传的科学公式，而不究其真髓。他们还使用着过去的生产工具，而不再设法改进和改革这些工具。因此，中国人未能进行任何变革。他们也必然放弃维新的念头。他们为了一刻也不偏离祖先所走过的道路，免得陷入莫测的歧途，时时刻刻和在一切方面都竭力效仿祖先。人的知识源泉已经几乎干涸。因此，尽管河水仍在流动，但已不能卷起狂澜或改变河道。”

　　美国政治家乐于自诩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它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年轻人不断发明，并不断将新的发明投入商业应用，它就会变老了。

　　（原作发表于2020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