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孙子兵法》，不但可以读出它说了什么、怎样说的，还可从读出它没有说什么，或作者决心不说什么。

在读孙武的“军力要素论”，也就是所谓五事七计的时候，人们不得不对他用如此概括的语言，提出的史上第一个竞争力系统分析框架感到佩服。与此同时，人们还可对比同时代的和先前的其他文献，从作者之未言中发现更多了不起的东西。

《孙子兵法》成书是在春秋中期，孔夫子刚刚在招收弟子，《老子》、《墨子》尚未成书（根据流行的学者说法），荀子、庄子、孟子还远没有降生的年代。

在这个时代，比《孙子兵法》和《论语》更古老的理论思辨，大概只有《管子》里记录的管仲（？前723-645）的生前言论，以及《司马穰苴兵法》里包含的田穰苴（生卒不详）的言论和他转述的《司马法》。

应该说，《孙子兵法》是一本非常“齐国范儿”的著作。与鲁国人的语录式或批注式的道德论述（比如《论语》）不同，齐国人的论著（《孙子兵法》和《管子》中的篇章）完全是另一个风格：更具实践导向，更有严谨性和逻辑性，篇幅也更大。

一个例子，是《孙子兵法》开篇“兵者，国之大事”的论断。给这句话作注的人往往提醒我们，此前的中国人还有一个说法，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后者出自《左传》，记载成公十三年（即前578年），鲁成公与刘康公、成肃公一道与晋厉公会合，一起讨伐秦桓公统治下的秦国（即史上“麻隧之战”，以秦国大败而结束）。成肃公在神庙接受祭肉时有所不敬，刘康公随即批评说：“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

这段话意思是：“我听说：百姓得到天地的中和之气而降生，这就是所谓生命。因此就有动作、礼义、威仪的准则，用来固定天命。有能力的人保持这些可以得福，没有能力的人败坏这些足以取祸。所以君子勤于礼法，小人竭尽力量。勤于礼法莫过于恭敬，竭尽力量莫过于敦厚笃实。恭敬在于供奉神灵，笃实在于各安本分。国家的大事情，在于祭祀和战争。祭祀有分祭肉之礼，战争有受祭肉之礼，这是和神灵交往的大节。现在成肃公表现出懒惰不恭，丢弃天命了，恐怕（出去打仗）就回不来了吧！”

这段话所记录的事件，发生在《孙子兵法》成书（前515-512之间）的60多年前。

一个甲子之间，从鲁国史籍上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到齐国人兵法中的国之大事只有兵，这样的演变说明了什么？

它说明孙武，以及像他一样的职业军事家，完全摒弃了那种庸俗化、迷信化的西周天命观。天命观本来是西周上层为自己取代殷商提供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一套理论，所谓天命，是上天对百姓集体意愿的回应，在周兴代商的过程中，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政治理论。

但从刘康公的话里，可清楚看到，“祀”的意义，并不像现代的纪念活动那样是缅怀先烈，激励军心，而仅仅是祈福，是把参战者“活着回来”的希望诚心诚意地寄托在与计谋、与作战毫不相干的神灵保佑上。刘康公对成肃公行为的振振有辞的批评，儒家经典把它记录下来，作为恪守礼制的典范。但这段话却反映出，西周礼制，到春秋时早已抽空了它的精神内涵而仅仅沦为连贵族高层人士都会敷衍了事的纯仪式。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和国之大事在于兵这两个说法，被现代中国人屡屡并列引用。但在当时，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到只在于兵，却是一个重大飞跃，或者说是一场思想革命。

作为《孙子兵法》的开篇，“计篇”的写作用意十分明确：那就是孙武要从哲学、政治学的高度，以定性的和定量的分析方法，为他的整部著作提出一个思想框架。他没有浪费一句话去扯什么鬼神意志、圣王楷模、贵族礼节、臣子忠义、武士精神或偶然运势，而是像现代管理学研究那样，去做极冷静、极客观的分析和计算。

正如他在《孙子兵法》“用间”篇里说的，“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的意思是：（把握战场的主动权）不可以单单凭借相似案例的类推比附或星象风水的计算的意思。

孙武开启了一种新军事理论的先河。战国时代兵学著作《尉缭子》甚至借黄帝之口说：“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谓之天官，人事而已”。意思是黄帝说，“先去求神求鬼，不如先考差自己的智能”；“所谓天官，不过是人的作用罢了。”

这种新军事理论的诞生，反映出理性与科学（以及专业素养）必将压倒迷信与抽空了精神内涵的僵化的“传统”；以系统化知识和社会责任感武装头脑的将领必将占领历史舞台，他们的用兵、治军之道也必将淘汰旧贵族战争中意气用事，草率决策，迷信巫术、不惜代价的行动方式。

也正因为如此，这本2500多年前在竹简上写作的小册子才会仍然在现代职业管理者中间拥有那么多的读者，享有那么高的评价。“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的考察指标仍能适用于现代世界上的一切竞争性组织。

与此同时，还要说明一点的是：出于1950、60年代的语言习惯，有些现代中国人仍习惯性地把水平较高的古代理论著作称为“朴素唯物主义”（言下之意，朴素等于粗糙，水平太低）。这实在是把《孙子兵法》小瞧了。

孙武摒弃了“祀与戎”的无聊迷信，但他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官僚。在先于《道德经》、《论语》的年代，他的著作却自始至终贯穿对“道”的崇尚——虽然他明白“道”并没有“保佑”任何人取胜的作用，却的确能帮助学者型的将领（正如他自己）分析敌情，谋划作战，把握机会，提高胜算。正如科学的头脑并不能保证企业家创造销售更好的业绩，却一定能帮助他们分析市场，发现机遇，改善经营。

如此见识，其实很多现代人尚未能企及。 

点评：

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到国之大事在于兵，评判标准，截然不同。

在此，现代人是否也能联想到，发展企业、壮大生意又在于什么？老于世故的人们经常告诉我们，不能光靠产品，还要靠关系、靠后台、靠这样那样的非经济因素。但从宏观角度来看，一个地方，做生意、办企业要靠的东西越多，这个地方的整体经济环境、企业生态就越差。

在其他什么也不需要靠，只需企业家埋头做生意的地方（比如中国长三角、珠三角的大部分城市），区域整体经济环境、企业生态就好很多。与什么都要靠的地方相比，虽同在一个国家，却好似两个世界。可见标准的转变会带来多么大的不同。

在组织内部的管理上，有智慧、有经验的领导者往往会通过关键标准的调整来激发组织内部的一系列变化。

在个人对自己的管理上，也是这样。正如倘若孙武固守“祀与戎”的羁绊，他肯定就写不出来我们今天读到的《孙子兵法》；而扬弃了“祀与戎”的旧俗，他就能顺势创立自己的科学系统，包括一系列的创新思维。

这里的门道，看清楚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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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作者近年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提供顾问、咨询服务期间，重读《孙子兵法》的系列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