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孙子兵法》的读者，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就是它的第一篇为什么称为“计”或“计篇”？

“计”有很多意思，可以是计算，可以是计谋，也可以是计划。“计篇”里的“计”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现代注释者认为，这一篇主要讨论的是决策者如何“预测”、“筹划”战争全局的问题，认为它强调“应在深入分析和全面把握战争双方的主客观条件基础上，对战争的胜负趋势做出正确的预测，并据此制定己方相应的战略方针和策略措施”。

还有的注释者，很笼统地认为这篇主要讲的是“战略”或论述“战略的重要性”。

在古代注释者中，曹操写道：“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即高层战争决策会议上要讨论的重要议题。

在《十一家注孙子》中，杜牧的解释比曹操的更为详备。他说：“计，算也。曰：计算何事？曰：下之五事，所谓道、天、地、将、法也。于庙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五事计算优劣，然后定胜负。胜负既定，然后兴师动众。用兵之道，莫先此五事，故着为篇首耳。”

尽管有以上种种注释，它们都值得重视，但还是给后世读者留下了诸多疑问。 

其实在这一篇里，孙武并没有阐述任何具体筹划或计算的方法——那些都是《孙子兵法》下一篇“作战篇”的内容；关于“趋势”，他也没有做什么讨论。他只是提出了考察一个国家战争实力的几个重要方面，或一个国家战争实力的主要构成——对敌对己都同样适用的分析要素。

孙武说，因为战争事关人民社稷的生死存亡，所以统治者做战争决策的时候，必须“经之以五事（即道、天、地、将、法这五个方面），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也就是说，在下决心与目标对手要不要打的时候，先要对己方能不能打赢做一个基本判断，而要做一个这样的判断，则要从五大方面去考察、去比较己方与目标对手以及有关其他各方的情况。

所以简言之，“计篇”讨论的就是这样一个整体战争决策的问题：一场战争凭什么打赢？要凭五个方面的要素，也就是在这五个方面都要做到比对手强，压倒对手。他的言下之意，当然是完全没有胜算的战争，那就想都不要想了。

孙武接下来又为以上各大方面分别开列了要考察和比较的重点。有七个重点，一般人结合上述五大方面，统称“五事七计”。比如在考察“主孰有道”的时候，要看是否“民与上同意”，也就是这个国家在做战争动员的情况，是否能做到万众一心、同仇敌忾。

孙武写道，他的理想状态，是“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这些定义，言简意赅，全都做到，殊为不易。它们其实是一个国家级的备战纲领，也是一切想要建成军事强国的国家的系统化、制度化努力方向。因而民国时代军事家蒋百里将这一段称为“建军原则”。[1]

由此可见，孙武说的“五事”，如果用现代语言表达，最贴切的定义，就是国家军事实力或战争实力的五大要素。

将这五大要素“计于庙堂”，也就是说在战前决策过程中，对己方和敌方的军事实力和临战状态按照这五大要素，做观察、分析、比较和权衡。正像杜牧所说的：“先以彼我之五事计算优劣”，然后判断己方获胜的把握。

而最能反映孙武（或先秦兵家）的独立精神和冷酷理性的，当然就是他毫无顾忌提出的，“计于庙堂”的第一条，就是要判断“主孰有道”。相比之下，令人遗憾的是，作为本身既是军事家又是君主的曹操，在这一段下边写下“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的注释。他在把要素分析内容更加细化的同时，却把“主道”这一条给撇掉了。曹某人的气量，与孙将军的相比，看起来是差了整整一个级别。 

当然，比孙武差整整一个级别的不仅仅是曹操。

《孙子兵法》也证明了，欧美国家关于东方战略思维的流行看法是多么的荒谬和低级。

孙武“五事七计”的体系自2500年前就已提出。但直到现在，到谷歌上搜索东西方战略思维比较，立马就会呈现一种说法，认为西方人重视分析，计划严谨；而东方人依靠直觉，随机应变。这种说法，如果仅仅是针对二战时的日本人，或许不差，但如果是针对所有的“东方”人，其实则暗含着相当大的自我优越的虚妄。

尽管《孙子兵法》早已翻译成各国文字，在英文里甚至有多个版本，但欧美的战略学家们仍然固执地认为自己的系统才是系统，而孙武的系统只是“直觉”。这只不过是因为，出于他们固有的文化封闭性，他们只愿意把孙武最机智的只言片语挑出来为己所用，而不愿意把《孙子兵法》视为一个体系。

思维上的虚妄导致行动上的盲目。其实，很多发动战争的西方人根本表现不出欧美战略学家标榜的计划性、分析性和控制机制，至少直到战争打了很长时间，旁人也看不出来有那种迹象。

甚至当他们信誓旦旦发动正义战争，推翻无道之君，对如何以“有道”替代“无道”，或如何从操作层面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或维持胜利局面的稳定，他们也完全没有系统性想法。结果一场战争打下来，只相当于一场自我折腾。

或许也有人会问：仗还没开打，凭什么做个要素分析，就会预知胜负？虽然这一点，在《孙子兵法》里，似乎天经地义，毋庸置疑。但依照许多现代人的看法，战争的胜利，岂不就是“打出来”的吗？

这就引出一个新的话题——它是中国经典兵学里一个非常重要概念，但在“计篇”里却没有直言。这个概念就是“先胜后战”。

孙武“先胜后战”的概念，是在“形篇”（《孙子兵法》第四篇）里明确提出来的，即“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他否定了胜利仅仅是靠“打出来”的粗浅认识。战争看似蛮人角力，但对人民社稷富有责任心的统帅，却一定不可以把战争仅仅视为蛮人角力，一定要通过尽可能高超的理性决策确保战争的最有利结局。

因而孙武指出：胜利的军队总是要先制定胜利的战争计划、创造胜利的态势和条件，而后再投入作战；作战只是它的胜利计划的具体实施。而失败的军队，则总是要在同敌方交火之后，才忙于寻找侥幸获胜的机会；却无奈侥幸获胜的几率少之又少。孙武的这些话，在国外网络上，倒是属于经常被引用的一个战略观点。

南宋兵学者张预在给《孙子兵法》的注释中写道：按孙武提出的“主孰有道”等几个问题为标准来判断，具优者，“则未战而先胜”；而具劣者，“则未战而先败”。“故胜负可预知也。”

不过在孙武系列论文的开篇里，他不能就“先胜后战”展开说那么多。他在这里只是告诉他的读者怎样进行战争决策（也就是“庙算”），以及战争决策中最有实质意义的程序是什么。

他说，要想制定克敌制胜的战争计划，就必须在庙算的过程中，根据上述五大要素，对交战各方军事实力和临战态势做全面周密的观察、分析、比较与权衡。凡庙算周密者，有望胜出；而庙算不周者，则胜算较低。如果连想都不想就草率出兵，显然就谈不上胜利的希望。

孙武的原文是：“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在这里南宋人张预又加了一段说明：“筹策深远，则其计所得者多，故未战而先胜。谋虑浅近，则其计所得者少，故未战而先负。多计胜少计，其无计者，安得无败？”说到这，已经就说得很清楚了。

点评：

以现代人的语言定义，孙武式的实力要素分析，就是一种最好的战略计划。

现代企业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曾经说：“战略性计划应该是一种分析性的思维，应该是将各项资源用于行动的承诺。”决策者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就是从思想上到行动上，要构建一种怎样的未来的问题。^[2]

然而有的企业的竞争“战略”，体现的只是机遇意识或时代宏愿，缺少自我审视和自我承诺。

一个组织的领导者，必须不怕正面回答类似“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的问题，并想办法去及时弥补仍然欠缺的要素——这样才算具有德鲁克所说的那种履行承诺的能力。

21世纪的组织，是不是都存在那种严肃的高层“庙算”机制，能够就孙武2500年前提出的那些问题，展开实事求是的讨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