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的第一篇“计篇”，一开头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读到这，马上就想到一个悖论：明明帝国主义总也忘不了在国际事务中称王称霸，总想多占便宜少吃亏，为什么却总是犯《孙子兵法》里直言批判过的错误，甚至不惜以帝国命运为赌注，去争夺一些水月镜花似的难以持久的利益？

在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也有职业军人，也有智囊机构。但为什么即便给他们言论自由，在决策过程中，也没有人提出富有洞见的预警，或基于常识的忧虑？在执行过程中，也不会有根据战斗前线反馈，以及第三方机构（如己方媒体）客观观察做出及时的战略、战术调整？这是因为有一种不自觉的，或个人无法控制的集体行为倾向，在左右着他们的头脑和心理。

世界上总会有貌似强大，且自以为强大的势力，不愿说理，专爱动武。他们要么投身帝国式的利益拼抢，要么以收保护费式的手段欺凌弱小、独霸利益，一时间显得豪横无比，无所顾忌。然而折腾一番，却往往事与愿违，到头来只能削弱自己的国力，甚至引发内部动荡。

他们不是不知道2500年前孙武就已这样告诫世间统治者，而是内心认定自己史无前例地强大，全然无需倾听那个古代中国人的说教。

二战时的日本，虽很早就引进了《孙子兵法》作为军校读本，但决定军人行为的却是“武士道”，反映出对死亡的狂热和对战略的漠视。 俄乌战争期间，也有军事评论者认为，世界已重返帝国集团竞争的时代；对于理解这种大规模的国家间战争，《孙子兵法》意义有限。

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傻？

解答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它可帮助人们看清，为什么即使有历史经验和先贤论著的规劝，有些人还是会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看清他们犯同样错误的逻辑是什么。

其实，尽管《孙子兵法》是一部顶级智慧的军事理论的著作，可以帮助人们解决很多战争中和竞争中的问题；但它却不是为帝国主义写的。帝国主义根本读不懂它。这一点，帝国主义者对它的态度即已证明。

这也就是说，作为士大夫军事家的孙武，从心底就瞧不起那种不顾国计民生长远利益的野蛮拼抢。他的目的，首要的是维持一国的长治久安，但长治久安不能是通过一味发动战争、对外掠夺来实现的。而一味发动战争、到处树敌，不会增加安全，反倒会加速毁灭。所以孙武一再说（对君主反复晓以利害）：“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这是《孙子兵法》“火攻篇”里的文字，但其主旨，与第一篇“计篇”的论点一致。

然而，纵观整部《孙子兵法》，孙武的战争政治学，却也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核心仅仅在于“慎战”。为什么不要轻易发动战争？这个逻辑当然不是因为害怕战争，更不是因为孙武是个和平主义者。

孙武不反对战争；他只是以近乎纯粹的理性态度，强调战争的实效与结局——战争必须取得货真价实的胜利，必须对国家社稷有利，必须能够维护战胜方主导下的和平秩序。正如《十一家注孙子》中杜牧所言：“国之存亡，人之生死，皆由于兵，故须审察也。”交战制胜，才能保证人民繁衍，国家存续。

打仗如何取得胜利？胜利如何实现和平？和平如何得以长久（或可持续）而为我方带来长久利益？这些才是孙武考虑的主要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是帝国主义者所不愿意回答的。尽管他们也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听起来好像跟孙武差不多，但是他们在政治本质上却是非理性的，在思想习惯和行为倾向上也不具备对极端主义的缓冲。

反倒是按照孙武模式打造的“文化帝国”（包括“主道”、“将道”、政治法制、民生经济、资源地理在内各个要素的结合）才能够排除外忧内患而实现较为长久的和平秩序。

现在可以明了，在《孙子兵法》开宗明义的这句话里，已经暗示了一切国家的生存逻辑：再强大的国家，倘若不知“兵者”事大，贸然出战（无论是军事战还是经济战），都终会走向失败。

这条道理，帝国主义者是打从心底就厌恶的，不愿相信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总有一种犯同样错误的宿命。

强者未必永强。同理，只要谋略、作战得法，也可能出现弱者未必久弱的现象。

正如战国兵书《尉缭子》中说的：“视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蓄之，必能内有其贤者也。不能内有其贤而欲有天下，必覆军杀将。如此，虽战胜而国益弱，得地而国益贫，由国中之制弊矣。” 意思是要想兼并别国的土地，统治别国的人民，必须任用这个国家的贤者。否则，必然会损兵折将，败北而归。由于制度的弊病，国家即便打了胜仗也会被削弱；即便占领了土地也会背上新的负担。

中国兵学的这条道理，对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人，却是莫大的鼓舞。二战期间，在延安抗日根据地就曾建立专门研究《孙子兵法》的组织，这不是偶然。

人类群体对利益的争夺不会停止。这一国家生存逻辑，同样适用于市场竞争。科技进步、经济发展都是所有人的追求，本质上都具有不可垄断性和不可压制性，因而也永远会有来自意想不到角落的勇者，挑战一切独占资源、封闭机会、阻碍流动、压制创造的势力。这种全球范围内的利益平等化进程，《论美国的民主》作者，法国政治学家阿历克西·托克维尔早有预见。

比如在眼下科技领域的竞争里，有些企业倚仗国家保护和垄断资本，以大投入、大算力替代19世纪的坚船利炮，欺行霸市，遍打四方，所奉行的明显就是一种AI帝国主义。

然而国际市场也如同各个层面的人际关系，有以大欺小、商业霸凌；团伙分赃，联手垄断的一面，也有谁也难不住谁的公平的一面，因为它毕竟不可能是一个绝对封闭的体系。垄断是垄断者的安乐窝，也是安息地——它让垄断者自废武功、自我消灭。

西方跨国制造业企业在上世纪的全球化早期阶段，就曾表现出那种妄自尊大、无视他人的行为倾向。它们视广大第三世界市场为次级市场、边缘市场，甚至倾销市场，习惯性地反客为主，期待和要求全球消费者都接受和服从自己的产品设计和销售安排。这种倾向，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人在《哈佛管理评论》上撰文批判，斥责为“企业帝国主义”（“Corperate Implerialism”）。 

其实，如果追溯西方殖民主义早年全球扩张的历史，企业帝国主义的罪恶远非那种基于文化优越感的强买强卖。近些年，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足迹遍及亚非拉各国，也难免听到当地人民（尤其是原殖民地国家的青年知识分子）对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和西方大国企业的种种怨恨。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能够与当地人民发展良好合作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此类案例，无需累述。

不过，历史的辩证法却是，正是那种高傲、冷漠、故步自封的“企业帝国主义”也为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工业、服务业体系提供了动力和机会。它的一个“非经意的后果”（inadvertent consequence），就是全球范围内正在形成的对西方经济垄断地位的挑战。

点评：

自由的向往是睿智的源泉。在天道无穷，变化不止的大环境下，那些挑战霸权、颠覆垄断的人们，他们都是新时代的孙武，相信也会写出新时代的《孙子兵法》。这一点，人们应确信无疑。

那么挑战者一旦获得成功，建立了一定的市场地位，又应该如何自处？他们应该怎样做，才能规避曾经的垄断者的宿命？这个问题，倒是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应及早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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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作者近年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提供顾问、咨询服务期间，重读《孙子兵法》的系列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