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是写给君主看的（具体到孙武的case，预期的读者就是吴王），也是写给同时代和后世的军事家看的（首先是即将把他引荐给吴王的伍子胥）。

但与此同时，《孙子兵法》也是孙武，作为一位自命不凡的青年贵族，对自己的满腹才华和英雄精神的阐述。这也是为什么整部著作没有半句对君权的阿谀奉承，完全是以与君主对等的口气写成的。

在《孙子兵法》第一篇“计篇”里，孙武（对吴王）说：“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通常的解读，就是“倘若听从我的谋略，作战就一定会取得胜利，那我就（在吴国）留下。倘若不听我的谋略，作战就必败无疑，我也就不会留下（无心在我的思想得不到应有重视的国家谋求一官半职）。”

顺便说，在百度百科上，也列着这段话的另一种解读，是“若将领听从我的意见，他用兵作战就会取胜，所以要任用这样的将领；若是不从，打仗就会失败，所以要开除这样的将领。”这样的解读，好像不大符合孙武著述的整个场景——因为他的读者是吴王，而倘若如他所愿，吴王聘用了他，那么他本人就会是吴国的将领。

由此可见，孙武将自己的家传兵法写出来，作为求职论文，一方面是为了表现自我（那时的他其实并没有自己指挥作战的任何经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选择雇主”。上边那段文字的含义已十分明确：“我写的这些，你要是看得明白，我就乐意为你服务，肯定会帮吴国打胜仗。你要是看不明白，我也不会留在这陪你打败仗。”

也是在“计篇”里，孙武为具有思辨才能的职业将领提出了选择雇主的重要原则。他写道：“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哪一类国家、哪一类制度有战争获胜的希望，看上述几条，即可判断。而言外之意，对于职业将领来说，不具备这几条，你帮也白帮。

孙武当然希望他的所有职业军人读者，也会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对上述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可惜的是，作为把他推举给吴王的介绍人，伍子胥却没有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他竭力劝说一位无意听劝的君主，最终招致杀身之祸。

孙武把自己的国家评判要素写进他兵法的第一篇，作为制胜要素的第一条，可见他对这个议题的重视。

在孙武开列的那几条里，最重要的一条，应该就是代表着春秋时代哲学革命的“主孰有道”。孙武把这一条摆在其他各条的前面，显然也是因为他自己也觉得这一条最为重要。

说起“道”，人们不免想起道家哲学。中国人通常以老子为道家哲学的代表人物。但学者多认为老子的活动时期要晚于孔子（前551-479）。而作为孔子同时代者的孙武（约前545-约474）却能够先于老子以及《道德经》，大张旗鼓地提出了“主孰有道”的议题，将“道”的概念明显置于儒家推崇的“仁义”、“礼制”之上，这不可能是老子教给他的。

考虑到《孙子兵法》并非源于孙武本人的实践经历，而是大部取自其家传之学，如此成熟的“道”的概念，应反映出在春秋早期（即孔子出生之前），至少在某些贵族封邦（比如孙武的故乡齐国）的精英人士中间，已经形成了以“道”或者“主道”为基本框架的政治学话语。

倘若人们认定老子生卒年晚于孔子，那么孙武就是比老子更早的道家哲学旗手，只不过他把他的哲学思考写进了兵法，而不是以更抽象的语言写成了哲学专著。

以“主道”论胜算，或源自道家，但其关注范围，绝非仅限于“道”，实则遍及于天下，也融合了儒家仁论。孙武之后的众多兵学著作都继承和发扬了孙武开辟的这一传统。最值得注意的例子，包括《六韬》（或称《太公兵法》）里引用周文王的谋士姜尚（姜太公）的一段话：“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六韬》中所记录的姜尚，正是上边这段话的身体力行者，以个人行为，彰显出春秋时代的士人为“仁者”谋的政治抉择。

但孙武所讨论的“主道”，与同时代的古希腊人政治学有所不同。希腊人聚焦的是国内政治的事务，即一国的政权构成及演化过程。

而孙武所主要关心的，是在日益频繁、复杂的多国利益角逐博弈中，一个国家的战略处境和行动法则，尤其是如何克敌制胜，营造有利于己方的和平。因而他的“主道”，也可理解为国际关系中，政治家所选择的建立和巩固权力的政策导向。

孙武提出要判断“主孰有道”，言下之意，就是说世界上存在有不同的“主道类型”，尽管有哪些类型他并未明说。很遗憾，古代中国人在竹简上写书，总是会省略很多该说的话。但是在他所知道或见到的现实中，可以想见，应包括如下类型：

“主道”类型一：维持多国秩序的强大王者，或者“霸主”，类似现代人说的hegemony（比如曾经的殷商），一方面要发动战争，对抗来自远方的利益角逐强大对手，另一方面还要在周边地带，或自己势力范围的后院，不断讨伐叛逆，抵御外侵，属于长期消耗、风险积累型。

“主道”类型二：虽是大国，有发动对外战争的能力，但由于内部关系复杂、压抑，不能形成有效的集中整合，自身发展、图强缺乏动力（比如楚国，这一点伍子胥的身世就是明证），或许是更加严重的长期消耗、风险积累型。

时不时地，也会有一些国家的君主，罔顾自己的有限实力，幻想自己也是世界霸主之一，竭尽全力扶持某些海外代理人，但终归力不从心，陷入自我孤立，自我磨难的困境。

“主道”类型三：有能力团结本国民众，同时以天下共主的担当，召集他国，定立公约，通过发动联盟战争重建大范围的和平秩序，为成员国的共同交往和各自发展创造条件，属于效益大增、风险可控型。这种情况应是西周的初期。春秋时代的齐国和晋国，在作为霸主期间，似乎也有点这种架势，但无奈很快就滑向了类型二。

而对于小国而言，也有不同类型的“主道”：

“主道”类型四：为了追求某种眼前利益，不惜以自身的有限资源（或重要性）将周边势力卷入多头争端，以求在大国拼抢中扩大或确保一己的生存空间。但这种火中取栗式的行为，不但难于自保，反易引火烧身。这种“既无力强，又不甘弱”的“主道”，几乎完全出自于主政者或统治集团的“小聪明”或对待生死攸关问题的油滑态度。属于效益不确定，且风险极高型。

西周末期的申国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申国勾结外族反叛，导致了西周的灭亡，而自东周建立伊始，就已不再听说申国的消息。

“主道”类型五：有些小国，长期依赖霸主保护，安于现状，不具备足够的自主军事能力，属于长期失能和高风险型。他们一旦遭受外侵，而霸主无暇应对，便只好痛失国土，集体逃亡。齐相管仲（？-前645）在任期间帮助重建的几个小国，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孙武的故乡也是齐国，应该知道他们的教训。

“主道”类型六：另有小国或后起之国，励精图治，在军事、外交两条战线上同时推进，却也能维持自立，甚至起死回生，属于锐意经营、风险可控的类型。春秋时代的秦国，作为周制下最后一个封邦，经过几代人的征伐，终于从外族占领下夺得八百里秦川作为领地。秦国在战国时代的霸道崛起则是后话。在《孙子兵法》成书后不久，范蠡辅佐下的越国打败了曾经战胜自己的吴国，亦可算一例。现代国家中的瑞士、芬兰和新加坡也可归于此类。

以上六个类型，只有第三和第六个类型有“民与上同意”（民众与政治家意见一致）的基础；而其他几个类型，在孙武看来，应该都属于业余客串和“草台班子”的水平。作为职业将领，帮助它们打仗纯粹是浪费才华。

当然，“主孰有道”只是孙武给出的判断要素中的一条。一个国家，只有在“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这七条或七大要素上都具备了足够条件，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点评：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人们在选择创业伙伴的时候，是不是内心也要有几条判断标准？那些心存理想、身怀绝技的人，在选择雇主的时候，是不是也要看一看“主孰有道”？又比如投资家在选择企业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关注一下被投企业高层人士的个人经历和全局观点——至少看看有没有三观完全不合的人，看看跟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合作？

对于越是下定决心好好搞研发或埋头做生意的人来说，这些问题，越是一辈子也绕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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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作者近年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提供顾问、咨询服务期间，重读《孙子兵法》的系列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