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张晓刚 > 美国:大选年的普世教训|9·文化与制度的冲突

美国:大选年的普世教训|9·文化与制度的冲突

题记:学政治学的人,从美国极富戏剧性的2020大选以及后续剧目里,能看出来哪些教训?又反映出什么问题?禁不住有所反思。恰好日前,友人造访,遂炉边煮酒,夹叙夹议,逐一道来。
 
2020年11月后,我已有过8集讨论,其中的预料或担忧都已被证实。那么,在1月6日国会山骚乱、1月20日新总统就职以后,事态又将如何发展?现在就再看一看。
 
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制度。
 
哲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被后人有时称为“文化决定论”,就在于他对制度的历史文化渊源的强调。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韦伯关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为什么能够在基督教新教流行的国家里最先确立的分析。
 
关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后世学者尽管争论不止,至今却没有人能够把它的观点全盘否定掉。
 
然而社会科学的吊诡却在于:制度并不是文化;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也会有一定的张力。在一个制度中生活的人们,经常可以把它这样改或那样改,似乎根本无须顾忌什么文化不文化的问题。只有当人们用一个较长的历史框架来做观察,才有可能透过那些人为的变化,看到背后的文化的力量。
 
一个例子,是美国的移民政策。很多新移民并不知道,他们身处的制度,在过去的200多年间,已有过多次重大修改:从1790年将移民仅限于“自由白种人”到1860年开始接纳黑人,从1882年对中国移民实行全面禁令再到20世纪40年开始对亚洲移民的逐渐放开。
 
直到二战结束,媒体上的招聘广告,仍堂而皇之声明“只要新教教徒”(意思是犹太人以及爱尔兰、意大利等国来的天主教移民都得靠边儿站)或者“不要尼格罗”(意思是不要黑人)。
 
只是到了1965年,在民权运动期间,美国才废除了对不同种族的区别对待的移民政策,也最终完全解除了自1882年以来对中国移民的禁令。
 
也只是到了70年代,美国吸纳的移民才再一次多了起来,移民人口比率(公民中外国出生者的比率),从60年代末的4.7%已攀升至最近两年的13.7%。
 
在今天的美国,招聘广告上已不能有任何性别、年龄、种族、宗教,以及性倾向的歧视。哪家雇主胆敢那样打招聘广告,不但会受到公议谴责,而且还会受到法律惩罚。
 
移民政策之所以转向开明与包容,有制度上的原因,也有文化上的原因。
 
制度上的原因,首先是对公民平等,以及个人享有自主行为不受干涉的权利的原则规定。
 
文化上的原因,首先可追溯到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对个体自主性的重视,大意是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意志创造的,因而神圣不可侵犯。
 
而在美国,更有一个脱胎于犹太/基督教义,称为美国先验主义(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的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包括思想家艾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大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和记者和女权主义作家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1810-1850)。它的一个重要价值观,就是个人就是自己的主宰;个人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的正确。
 
从以上资源中引的美国人经常引以为豪的“个人主义”,为人们追求实现个人梦想的努力,也为世俗制度下的企业发展和经济繁荣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在这一过程中,制度的价值观与文化的价值观是吻合的。
 
因而凡是在制度取得改良和发展的地方,一般来说,人们只要身体力行制度的要求,也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在几乎每一个族裔的移民圈子里,都有一些学习能力较强或社会能力较高超的个人,在这一制度下更可生活得如鱼得水。比如从杜邦(法国人)到特斯拉(塞尔维亚人),从爱因斯坦(德国出生)再到造特斯拉电动汽车的马斯克(南非人)都是第一代移民。
 
但制度与文化并非永远并行不悖。
 
曾几何时,对黑人来说,南方与东北部的地方,就像是两个世界。
 
冷战刚结束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 )在他写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把美国的Liberal Democracy称为全球唯一体制标准。
 
但福山的老师,《文明的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1996,但书中观点多年以前就提出了)的作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1927-2008),却反反复复强调文化的重要性,指出尚无足够证据证明犹太/基督文明以外的社会可以不但复制Liberal Democracy的制度,而且还会接受它的深层的文化与价值,。
 
亨廷顿还担心:当新教传承者不再占美国人口的多数,而由天主教背景的(凡母语为西语、葡语的拉美裔都是)以及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决定大选结果,美国的Liberal Democracy制度甚至可能要面对前所未有的文化挑战。
 
现在福山仍在,却已不再踌躇满志。亨廷顿作古未久,但他关于制度与文化冲突的预言,在2020年大选以及后续冲突中,已然变成现实。
 
只不过历史的辩证法却在于,这一次,“文明的冲突”来自文明的内部。对Liberal Democracy的最直接冲击并不是来自任何其他国家或其他人群,而是来自于它的内部那些受教会影响较深,社会风气较传统的,甚至被视为社会主流的白人群体。国会山骚乱分子的大多就是这种人。
 
也就是说,这种来自文明内部的冲突,不但冲突得很厉害,而且还险些酿成政变。这样的情况,无论亨廷顿还是福山都未曾预料到。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必须用一个更大的历史框架才能够解释。
 
事实上,同样的文化,同样的价值信条,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
 
正像儒学,在春秋晚期各诸侯国礼崩乐坏的时候,扮演的大致是一种保守的角色。在秦亡汉兴的过程中,它却代表着对铁血秦政的批判和纠正,为再造国家发挥了极具创造性的作用。到了明清两朝,它的主流却变得更加保守。然而到了20世纪,眼见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青年儒者,竟也会满腔热忱地拥抱马克思主义。
 
当整个社会向着同一个目标奔跑的时候,它的文化里的英雄因素,包括那些距今久远、未必真实的人物与故事,都会成为一种激励的力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寻求自立、建立功名。
 
然而当整个社会陷入沉闷、迷惘,或者在不同选择中持续彷徨,难以平衡的时候,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却有可能使物质上与精神上不那么走运的人在行为上更加错乱。
 
试想,那些国会山骚乱者为什么冒着被审讯、被辞退、被起诉的风险要到华盛顿去?他们显然不是想去当送上门的“专政对象”。无论他们是真的想推翻大选结果,还是仅仅为了宣示自己的愤怒,他们都是怀着美国主人的优越感闯进国会大厦的。
 
这样的情况,更加反映出美国式的“二元化”,或者说两个美国的存在:一个美国是大资本、大科技的驱动下飞奔美国。另一个美国,却像一堆生锈的机器一样被抛弃路边,属于即将成为过去的大工业时代的美国。
 
美国社会也基本上分成了两大群体:一群是有意无意被大资本和大科技带动着往前跑的人。而另一群,则是跑不动、跟不上,或觉得跟着跑有伤自尊,下定决心根本就不愿动弹的人。
 
随着这两大社会群体的形成,也出现了一个文化上的二元化的现象:在那个仍在飞奔的美国,它的制度构架比较开阔,文化比较包容,也更倾向于把自己信条定义为普遍价值。
 
而在那个掉队的美国,从精神到氛围都相当的逼仄,弥漫着对社会变迁、对大城市、大企业的“精英”,以及对外部世界(外国人)都抱有敌意的草根情绪或社区文化。
 
在那些小镇上,整个2020年的大选,尤其是计票结束后跟着川普“闹选”的过程,都是浸淫在一种与大都市截然不同的草根文化里的。
 
从表面上看,那算是一种什么文化?只不过是一堆不值一驳的阴谋论而已。
 
其实,这种草根文化却有着相当顽强的生命力,因为它也在吸吮主流文化的养分。一方面,以个人认知、个人意愿为至高无上的个人主义,在社会变迁,新旧生产力更替的时代,并不能像过去那样激励社会沿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在知识不够、判断不清的情况下,它反倒可能使他们变得自以为是,自我封闭,不能够去学习、去反思尚未认识的世界,因而也就不能够通过与制度的配合来改变个人的状况。
 
另一方面,犹太/基督文明里对弥赛亚(拯救者、解放者)渴望,又使那些生活困顿、内心无助者特别容易被川普那种的“巧言令色”者,或善于用草根语言做空洞许诺的人所欺骗。
 
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几年里,人们不时听到(刚听到时中国人很难理解)有基层民众称川普不是凡人,而是上帝派到美国来为他办事的。
 
这也是为什么在川普离开华盛顿之后,一些较激进的草根白人组织随即开始嫌弃他“不争气”,没有胆量带领他们真正进行战斗——说明他们曾经还真的把川普当作了“革命领袖”。
 
这种草根文化由来已久。因而不管有没有川普式的政客利用和倡导,在互联网时代,它仍会以各种形式制造新的阴谋论,蒙蔽同一文化背景的人们。
 
国会山骚乱以后,美国有可能对参加者、同情者以及同情的言论进行一场苏联式的“大清洗”。但这只会促使那种掺杂着白人优越感的文化,以及其他种种被政治学家称为“部落主义”的本质上思想封闭的文化圈子以更加阴暗的方式进行传播。
 
这种草根文化,当它被封在魔鬼瓶里时,它会一直郁积;而一旦有人像川普那样来把它放出来,利用它,它就会再次兴风作浪。它的存在对美国是一种长久的威胁。而现存制度,除了硬性封杀之外,却不存在任何能够疏导、化解异端文化的机制,尤其是这种披着主流文化外衣的反主流文化,或打着300年道德大旗的“老子不乐意”。
 
在另一方面,正如韦伯的文化研究其早已说明,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得益于宗教改革。也就是说,先有一场遍布西欧各国的社会文化、信仰传统的再创造,而后才有的现代市场经济。
 
制度兴衰,皆由文化铺路。制度再牛,无法撇下文化而一路狂奔,除非它重新激发文化的潜力。
 
在新生产力正在崛起、新型社会组织正在出现的今天,人类大概同样需要一场宗教改革那种大规模的社会文化的再创造。但纵观所有发达国家,却看不到这样一场文化运动的端倪。新文化的阙如,也为仇视变化、本质封闭的草根文化像野草一样蔓延提供了天然的空间。
 
原作于2021年1月22日
 



推荐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