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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学政治学的人,从美国极富戏剧性的2020大选以及后续剧目里,能看出来哪些教训?又反映出什么问题?禁不住有所反思。恰好日前,友人造访,遂炉边煮酒,夹叙夹议,逐一道来。
 
之前我们讨论过:美国现在是一个大工业与大科技两种生产力并存的“二元化”的国家。这两种生产力看起来都很现代,但一个属于传统,一个属于未来,在组织逻辑上已很不一样。
 
在二元化的经济里,必然也存在底层两种劳动者,或两种“穷人”。
 
美国还有穷人吗?有人会问:他们不是一向标榜自己是“中产阶级”吗?
 
中国人很容易把“中产阶级”当作不愁吃、不愁穿的代名词,但现实并不这样。更何况“中产阶级”生性好“比”,相比从前,或相比他人,人们总会比出贫富差别来的。
 
很多美国人,不分左右,从西马教授乔姆斯基到路人甲乙丙丁,会经常不断地抱怨,说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子越来越不容易了。这就说明,虽然美国没有第三世界式的贫困,但很多人的确感到了越来越沉重的生活压力。
 
在内陆的那些州里,那些原来在大工厂生产线上工作,上班按部就班,下班什么都不用想的蓝领与基层白领(大部分是有公民身份的白人),已再也找不到半个世纪前的那种安全感了。他们中间很多人已多次失业;即便有工作做,近10年、20年来收入可能都没有明显提升。
 
与此同时,那些往往没有身份或身份不完整,多半聚集在大城市里的新移民群体,最近10年、20年里收入也没有明显的提高。而且即使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也因自己的相貌特征与文化背景,经常被别人问“你从哪里来”,还是难以获得跟主流社会(有身份者)平等的机会。
 
但从传统工业生产线下来的那些潦倒、绝望的白人,与在大城市的社会底层埋头拼搏的移民是两种不同的穷人。这两大群体,因利益不同,其政治诉求也就势不两立。作为大工业卸下的包袱,有身份的白人不愿看到那么多的移民来跟自己“抢饭碗”。但作为科技产业的跟随者和服务者,新移民不愿仅仅充当社会的齿轮和螺丝钉;他们还想分享更多的权利。
 
以这次大选联系2016年大选,可以看得很明白:川普上台,在是借助了第一拨穷人对社会变迁的不满。R党一直有一派政客(俗称小镇R党,small town Republicans)想利用这个资源,但川普肯定是最热衷与这些人打成一片的表演者。
 
而D党花了那么大气力挫败了川普的连任计划,则是借助了第二拨穷人对当局业绩的不满——一方面是抗疫不力,影响经济,以及他们的生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川普掩盖不住的种族主义倾向(比如他拒绝谴责白人至上主义)。
 
我们现在从收入数据上看看美国穷人的处境:
 
被川普称作“假新闻”的《纽约时报》有一个不错的副刊叫Upshot(怎么翻的?我不知道,觉得可译作“总而言之”)。不久前它有一篇调查报道谈美国大企业人事制度变迁。
 
文章开头的结构很简单,是对两名公司底层员工的对比。其中的一名叫盖尔,80年代初在当时国际知名的科技企业柯达公司当保洁员。另一名叫玛尔塔,是现在苹果公司总部的保洁员。玛尔塔小时收入16.6美元,中国人听起来是不少,但扣除通胀因素,与35年前盖尔的收入竟相差无几。
 
但这还仅仅是一系列对比的开始:盖尔是公司全职员工,每年3月另有奖金,还有起码4周的带薪假期,在职学习也部分由公司报销。当她工作的设施被公司关闭,马上就被内部转岗。当盖尔在1987年完成学业,拿到计算机专业的学位,她随即被转入公司的IT专业编制,并最终成为全公司的CTO。
 
但“美国往事”,不复上演。玛尔塔只不过是苹果外包保洁公司的雇员,没有奖金,没有带薪假期,没有在职教育机会,更没有机会最终被调入苹果公司,走上其他岗位。她充其量只能当一个保洁小组的组长,每小时比别人多挣50美分(半美元)的收入。
 
这并不是两个个人的差别,尽管盖尔最后的结局实属特例。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萨默斯(Larry Summers,曾任美国财政部长)指出,美国往事里的大企业能够养活整整两代人的中产阶级,而现在的大企业却不再能够为成千上万工人带来稳定的工作和令人满意的福利。
 
有经济学家调查表明,由于大规模的流程精简化与辅助功能外包化,社会底层某些工种(比如保洁和保安)的收入其实都比以前降低了。企业压低中底层员工收入与压低社会外包服务费用的做法,尤其是硅谷兴盛起来的大量聘用临时工的风气,加剧了全社会的贫富差别。
 
在21世纪的资本主义里,文章结尾时不无煽情地哀叹,更多的美国人只是被当作了应被压缩的成本,而不是被当作本身具有价值的资产。
 
关于美国的贫富差别,还有更多数据。比如Pew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全国非管理岗位的平均小时工资,按2018年的美元计算,只从1964年的20.27美元(当时实发2.5美元)提高到2018年的22.65美元,也就是说增长其实有限。
 
Economic Policy研究所的另一项调查显示,从1973年到2013年,美国生产力总体增加了243%,而平均工资增加的幅度只有109%。但在看起来尚可的109%的增幅下边,处于顶端的10%的人工资增长了138%,而其他人的工资只增长了15%。
 
传统大工业国家的工资停滞不前并不是一个国家的现象。麦肯锡有一份报告,说35个发达国家工人工资的整体水平在1980-2014年期间下降了5%。
 
美国的数据还显示,在总体只有微弱增长的同时,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别却继续扩大。2019年7月的一份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报告显示,从1979年到2018年,当白人工人工资仍有所缓慢增长,黑人与白人工资收入的中线的差别却在扩大,西裔与非西裔工资收入的差别在扩大,高中与大学以上学历的收入差别在扩大,而大学毕业生收入的性别差别也仍然没有弥合的迹象。
 
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无非是说从整体上说美国的生产力继续在提高,但整体工资水平却长不动了。当然华尔街上玩钱的那些人以及少数科技大企业的核心人群仍然尽享物质生活的顶峰体验,自中产阶层以下的人们的实际收入,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整体上没有实质性的增长。
 
什么原因呢?
 
自2008年经济衰退,美国经济学家,无论右派主流还是左派,纷纷指出这样的情况:
 
一是因为电脑、网络、数据以及机器人的广泛应用,让企业不再依靠那么大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投入就能提高产出。
 
二是全球化使美国企业可以把越来越多生产环节转移到各项成本都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判断又给美国民粹主义政客提供了理论依据,促使他们从全球化退伙,骂发展中国家“偷走了”美国的就业。
 
但这些经济学家都不情愿指出经济学的一条简单逻辑,就是节省人力;经济越发展,就越会用工具、用机器,甚至用智慧机器来完成原先需要人力完成的工作。就工业而论,一个国家实力越强,科技含量越高,机器人越多,就越不需要那么多直接操作机器的活人。
 
持续的技术更新,已使很多美国企业不再保留过去那种生产线了。这是经济发展本身的逻辑决定的;世界上即使只有一个国家,它也会不断以技术进步减少它的产业劳动力。所以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的萎缩,本质上与全球化无关。
 
经济学还有一条逻辑,就是科技越发达,研究性的环节越多,对社会服务的需求也就会越大。比如一个研发中心,可能只有几位专职研究人员,但他们所需要的服务,从饮食起居的基本服务,到与个人爱好相关的社交服务,再到工作中的知识服务(包括信息与数据的搜集、录入、整理、呈现与网络交换),必然要有非常多的人的参与。
 
但一个严酷的现实,或经济学里的第三条逻辑,就是一个转型中的经济体即便可以做到在较短时间里就把传统产业的资本转到新兴产业里去,却无法做到把传统产业里淘汰的人力资源很快转到新兴产业里去。事实上,由于很多社会因素(在美国,比如白人男性的高傲心理,公立学校的教育失败,以及青少年中间的厌学风气),旧产业的人力资源大体上是转不到新产业去的。
 
这就是美国的一个情况:一方面传统大工业,或单纯以大机器为基础的制造业将不复存在,造成蓝领工人大批失业,失去稳定收入来源;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又不得不依靠外国移民或其他来源补充新兴产业聚集的东西海岸大城市的服务业的人力资源。
 
这样美国就有了社会认同、谋生方式、生存态度,甚至党派归属上截然不同的两拨穷人。
 
一个国家,两拨穷人,无疑是一场资本的盛宴。
 
它可以叫第一拨穷人(以前的白人蓝领)继续“消费”他们的优越感、正统感、归属感以及相关的福利,而拒绝接受任何带“社会主义”色彩(或自上而下式组织的)的办法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
 
它也可以叫第二拨穷人因为缺乏优越感、正统感、归属感而接受全社会最低的薪酬待遇,在身份不全、社保不全、医保不全、社会圈子边缘化的状态下奋斗终生。这一拨人如果想闹一闹平等,很容易就被另一拨扣上“社会主义”的帽子。
 
美国之所以可能在近20多年间有那么多钱一方面促进科技发展,另一方面进行海外战争,应该说实在离不开这两拨穷人共同付出的代价。而与此同时,尽管有2008年的大衰退,投资家们仍能大赚其钱。
 
那么富人们到底赚了多少钱?可能人们还想问。“占领华尔街”时人们说1%的人控制90%以上的财富,但那只是一个大而化之的说法。我们可以看一组更具体的数据:根据国际咨询公司埃森哲的预测,到2030年,美国老一代的富人将移交给他们的继承人30万亿美元的资产。到206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到75万亿美元。而遥遥领先全球所有其他国家的美国GDP在2018年时也才20.5万亿美元,同年位居全球第二的中国的GDP则是13.6万亿美元,而日本则不到5万亿美元。
 
遗产是在转移之前就必须积累起来的,还要刨除老一辈富人有生之年仍要进行的挥霍或捐献。于是可以说,在美国老一代富人的手里,现在攥着的资产价值(不止75万亿美元)就胜过7个日本的GDP。厉害吧?
 
这种模式会永远延续下去吗?随着大选结束,川普下台,拜登主政,好像这种模式并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两拨穷人仍在相互打,资本仍在闷声发大财。但一个社会、一个经济的模式不可能是永远一成不变的。深层变化已在发生,只不过那将是我们下一次讨论的话题了。
 
(原作发表于2020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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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刚

张晓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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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为《中国日报》评论撰稿人。后长期就职财经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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