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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年的普世教训|2·不会利用体制是川普的最大失败

题记:学政治学的人,从美国极富戏剧性的2020大选以及后续剧目里,能看出来哪些教训?又反映出什么问题?禁不住有所反思。恰好日前,友人造访,遂炉边煮酒,夹叙夹议,逐一道来。
 
中国有句老话,可以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
 
这中间包含着每一个“野路子”政治家都必须铭刻在心的教训,不分古今,不分中外。
 
川普2020年大选的下场,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现代案例。
 
有朋友说:既然资本家不喜欢川普,那么为什么不及早阻止他当总统,非要等到四年以后再把他抛弃?
 
这个问题应这样来看:第一,制度使然。选举制下,出了问题,是大家的责任。这个过程,即便少数人有真知灼见,预见到将来,也只能发表发表个人意见,无法将其扭转;要扭转,还得营造出一个一人高呼,众人响应的过程。
 
第二,R党要想主政,无论竞选人是谁,都要同时做好两件事:一件事是照顾大资本的全球利益,另一件事,则是照顾基层的白人“红脖子”群众的情绪,以赢得他们的选票资源。这一点一向如此。只不过对于后者,川普表演得更出色,利用得更充分而已。
 
第三,川普反全球化不假,但自始至终也没有打压资本的系统计划,产业界、经济界也没必要讨厌他。更何况新冠爆发之前,美国就业破纪录,股市也新高,还让他还颇为得意。
 
真正导致人们普遍厌恶川普的因素,不是像有的观察家说的,是他树敌太多,比如对已故前参议员、亚利桑那R党元老麦凯恩的不敬(亚利桑那仅一个州而已),或对“黑人命贵”运动的冷漠(整个美国主流社会其实都不怎么热情),而应该说首先是川普行政当局在新冠肺炎中拙劣表现。
 
美国的抗疫效率,别说远远落后于亚洲国家,甚至连很多欧洲国家也比不上。更荒诞的是,当局非但抗疫不力,还一而再发言论,搞动作,违反常识,误导群众,沦为国际笑柄。就连戴口罩这样的利己利人之举,其认知当属文明社会常识,也都被政治化、党派化,甚至视其为“暴政”,致使大型集会后疫情飙升。
 
可以说,倘若没有大半年来(现在已是一整年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疫情(美国人叫Coronavirus或COVID),D党要想靠77岁的拜登(1942年生)把74岁的川普(1946年生)给替下来,即便有亚利桑那州的转向,再加上“黑人命贵”运动的影响,也看不出能有胜算。
 
美国人的优越感,往往是建立在凡事都要比人强的功利上的;政府在疫情中的昏庸表现,让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尤其是读过书,从媒体上和亲身经历中见到过第三世界什么样子的那些人)觉得脸上无光。
 
于是在竞选中,D党一再给川普贴“反科学”、“没知识”标签,而川普竟然拿不出任何证据为自己辩解,甚至公然大吵:“他们就会唠叨新冠、新冠、新冠……”。似乎他并不明白,其实没有什么能比“反科学”、“没知识”这类的标签更能贬损一个现代国家权力中心的领导力,否定它的合法性存在了。
 
对于工商界来说,疫情不啻是场灾难,不但一切经营活动放缓,而且失业率又重新高企。这样一来,虽然川普仍然能够得到社会底层的一部分(“红脖子”群体的民粹运动)不离不弃的支持,所有的社会精英(从知识分子到企业家)却都对他厌烦了,更不消说还另有一部分的社会底层(比如黑人)从来就不愿接受他。
 
也就是说,如果把美国社会分为工商精英、文化精英、城市多元化底层以及小镇白人底层这四大块的话,有三大块都已对他不满。
 
那么,朋友插话:美国那种体制,又怎么可能进行像中国这样进行全民动员,系统抗疫呢?这种事,难道不是只有中国这种体制才做得出来吗?
 
此言差矣。其实面对疫情,或任何大规模灾难,各国都必须做的事,或多或少,都是社会动员。社会动员,本是任何权力中心的本分——而世界上任何地方,有权力就都有权力中心。文明史上,人类的组织能力(很大程度上包括组建政府的能力)亦是通过在一次又一次大灾大难中求生自救的集体行动而积累起来的。
 
一个强国必然有强大的社会动员潜力。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前夜,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就已对美国将做出的反应做出过如此预判。二战后,更有经济学论文证明,在战争中,英美等国对本国资源的动员能力甚至连纳粹德国都未能企及。其中一个因素,正像在敦刻尔克大撤退时无数民舟参与行动的场面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民众的自愿参与。
 
其实,美国是一个既有超强能力,也有丰富经验实行社会动员的国家——只要它有一个称职的领导力,只要它的国家机器能够像面对战争一样面对疫情。依靠它的种种优势,首先是科技、医疗的优势,它的社会动员应该能比很多国家做得更完善。
 
川普的表现只能说明,对于如何回应危机,在疫情之前他完全没想过,在疫情之中他也没想过。
 
如果发生大规模生态灾难(如地震、海啸),如果官僚机器、工业系统出现重大事故(如核设施爆炸),如果国与国之间爆发战争或发生“擦枪走火”事件,或者如果出现外星人入侵地球,美国该怎么办?他不知道,也没想过。
 
这就暴露了川普玩“野路子”(或反建制)政治的局限性。他是真心实意的“野路子”。或者说,他太业余了,不懂得自古以来,靠“野路子”,或靠代表民间呼声而崛起的政客,一旦登台,还要及时改变游戏,转而与政府管理的专家进行合作,通过已在自己控制之下的体制(建制)来有效实现自己的目标。
 
川普却没有把体制当作事一件工具;而气鼓鼓地是把体制抛在了一边。
 
一个非常可悲但又非常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川普与防疫专家的关系。他宁肯把白宫疫情工作组的福熙医生当作敌人(川普的前师爷班农甚至扬言要将其砍头示众),也不愿正视疫情对美国人民、美国经济的威胁。
 
这种“马上治天下”的无情、粗暴态度,已超出一个正常社会可以容忍的政治。它与大国治理的要求,或“叫美国重新伟大”的愿景,实在相差甚远。
 
在中外历史上,“野路子”政治家崛起时而有之,有人靠打仗,有人靠演说,有人靠运气,没有任何体制能够杜绝此类现象。作为一种冲击官僚垄断的力量,“野路子”政治家也自有他们的社会需求。但关键的,不在于政治家的家世背景,也不在于他们如何上台,而在于他们怎样工作。
 
“野路子”政治家必须学会操作体制这个“公器”,让它发挥出比以往(或比前任)更好的效益。
 
出于这个目的,他或她必须进入一个快速学习的过程;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学会与熟悉体制管理的专家一道工作。
 
汉朝皇帝刘邦是“野路子”,但尚未一统天下之时,就听取了儒士陆贾的不能“马上治天下”的劝诫;刚刚打到咸阳,他又采纳了谋臣张良(全国仅存的战国贵族学者)等人为恢复和平秩序而拟定的“约法三章”。
 
曾几何时,美国独立战争的领袖靠着一群自己带起来的副官、晚辈制定的联邦宪法。来自西部的第一位总统候选人尼克松,也算是华盛顿的“野路子”,但他接受了洛克菲勒推荐给他的青年学者基辛格并委以重任。演艺人背景的里根,也靠起用刚满40岁的经济学家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而树起的“里根经济学”的旗号。
 
《哈佛管理评论》上曾有文章指出,一个企业家无论怎样脚踏实地,怎样联系下属,在做决策的时候,日复一日,他或她通常只会跟很少的几个人进行讨论。因而这少数几个“心腹”也就对企业决策能够形成相当大的影响。如果他们是具有真知灼见的人,而且也能以负责任、建设性的态度与老板展开讨论,那么企业就能维持一个比较高的决策质量。
 
然而反观川普身边的人,从国务卿到经济顾问,再到前师爷班农,皆属说话无章法、行为无底线的宵小之辈。把自己包围在这样一群马仔中间的川普,或许自我感觉不错,却完全没有机会丰富自己的头脑,于是才在2020大选年选择了这样一条不求抗疫、只闹连任的下下策。
 
同样逻辑,“野路子”对正常程序的破坏可能会是极大的,正如前些天人们看到川普尽管败选,仍不服输的那副“坐地泡”的样子。在未来的年月里他会把美国闹到什么地步,仍没人能够想象。
 
美国的选举制度,似乎有一种机制,促使参与者更加注重社会表演而轻视行政业绩;判断一个总统是否具有一副冷静的头脑,是否能够在某个方面真的做些什么,一个重要依据,就是看他用什么人办什么事。如果被起用者,不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没有相关知识与经验,那么基本可以肯定,总统在这个方面的承诺也是难以兑现的。
 
(原作发表于2020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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