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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年的普世教训|7·精英反对精英的游戏

题记:学政治学的人,从美国极富戏剧性的2020大选以及后续剧目里,能看出来哪些教训?又反映出什么问题?禁不住有所反思。恰好日前,友人造访,遂炉边煮酒,夹叙夹议,逐一道来。
 
早些时候,当竞选仍如火如荼,川普女儿伊万卡在一次“红脖子”群众的集会上演讲说:“自从我老爸来到华盛顿,华盛顿(意思是联邦政府的官僚体制)并没有能丝毫改变他;而是他改变了华盛顿!”说话人说得气壮如山,听话人的反应,也是掌声如海。
 
美国政坛上,很长时间(至少自二战以后),无论D党还是R党主政,主政者分别都自称,也被台下的人视为中间派,不是D党中间派就是R党中间派,或按照美国人说法不是“中间偏左”(Center Left)就是“中间偏右”(Center Right)
 
这两个中间派,不管各自纲领有何不同,论基本价值、论执政风格可合起来称为美国政坛“建制派”(establishment);而论政客的个人背景(常春藤一级的院校毕业生),也可称为美国的精英。
 
但野路子出身的川普不同。他2016年赢得大选,靠的是工业化时代,甚至前工业化时代留下的社会底层情绪。伊万卡说得不错,他老爸的上台是对被称为“华盛顿”的建制派官僚体系的一次冲击。
 
美国社会上很多人喜欢这种冲击。要不是在疫情期间川普依然不向“华盛顿”做任何妥协,太排斥专业人士的意见,采取了太业余的处理方式,他多半还是不会输掉2020年大选。
 
所以说,并不会因为川普败选,美国社会上郁积的反建制、反精英的情绪就烟消云散。如何应对底层不满以及相关利益,将是拜登以及所有“后川普”时代的行政首脑都要面临难题。
 
但在DR两党,或左右两派,不再具有一个明确的最终价值和基本理论的共同框架的时候,要想找到一个比较稳妥的解决方案,无论是谁,都不容易。
 
川普虽然走了,美国反对精英的游戏不但仍将继续,前些天还来了一个大精英,哈佛大学的哲学教授迈克尔·桑代尔(Michael Sandel)来为这个游戏正名。这位桑代尔教授(有人译为桑德尔;但因其发音重音在后,所以我译为桑代尔)曾因开设正义论讲座而成为网红。
 
桑代尔的新作,2020年9月出版,全名或可译为《优绩专制:公共利益又将置于何处?》(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就是对精英主义形成机会垄断,窒息社会流动的批判。
 
在此之前,美国学者已出版了至少一些揭露优绩主义和精英教育的书。但真正造成网红效应的,还是桑代尔的这本。
 
纵观桑教授的所有言论,他无疑是自由派人士,是倾向D党立场的。但从这部书里,却不难读出他对90年代以来西方政客,特别是对奥巴马(虽未点名)曾喋喋不休的“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说教的轻视,以及对川普式的野路子政治的理解。
 
桑代尔自己说:“我丝毫也不认同川普,觉得他是个恶人。但我的书,对于那些把选票投给他的人,的确有同情、有理解。川普说过的谎言可能不计其数,但在有一点上,他是真诚的。那就是他的深深的不安全感,以及对精英的仇视,因为他觉得自己一辈子都被精英们瞧不起……”。而相比之下,曾公开嘲弄过川普的奥巴马,一向被D党精英宠爱有加。
 
可以看出,桑氏虽未必喜欢川普,但对社会底层存在的失落与愤懑,以及对精英阶层的对立情绪,他觉得有必要主动去加以理解。
 
他也未必反对奥巴马,但是他觉得奥巴马以个人成就向底层群众现身说法已太过脱离现实。因为已有太多人抱怨,美国早已不是那种只要作为,便有回报的社会;各行各业对背景、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阶层利益越来越固化,底层群众越来越难以找到可以施展个人作为的通道。
 
美国近年民粹主义的高涨,在桑教授看来,就是对优绩主义(meritocracy,或精英主义)专制的大逆反。
 
这种认识,并非夸大其词。聚集在川普周围的那些“红脖子”群众,虽然很多行为并不可爱,但作为一个群体,命运也着实可怜。
 
2020年引起不小反响的另一本社科新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与安妮·凯斯(Anne Case)两教授出版的《绝望之死和资本主义的未来》(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就有数据表明:尽管美国科技发达,医学先进,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已有数据表明美国白人的人均寿命却连续下降,是1918大流感以来从未见过的情况。
 
为什么会是这样?两教授把问题归咎于没上过大学的白人劳工阶层的死亡率上升。原因有三:自杀、嗑药与酗酒。这三个原因所导致的死亡,被称为“绝望之死”(death of despair)。
 
两教授原本是经济学家,但这一次合作,是针对的社会问题。
 
然而以上两部著作,对主流经济学家而言,可以却说不带丝毫新意。
 
比如说,优胜劣汰,是一条基本的经济规律和管理原则。在这方面,社会批评家、道德哲学家与经济理论家似乎无法对话。
 
根据人们熟知的帕雷多二八定律(Pareto Principle),也就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雷多(Vilfredo Pareto,1848-1923)首先提出的20%的人拥有了社会80%的财富的现象,后来由美籍罗马尼亚裔管理学家约瑟夫·朱兰(Joseph Juran,1904-2008)等人推及各个领域,发现“重要的少数和普遍的多数”几乎无处不在。
 
对帕雷多定律的物理学、统计学上的描述,称为幂律(Power Law 或Scaling Law)。数学里的“幂”,即一个数自乘若干次的意思,它的英文说法,就是Power,一个可谓语义强大的字眼。关于幂律与社会上机会分布的关系,哲学家汪丁丁已有很详尽的解释。大致意思,是假定社会上聪明人的分布是均匀的,由于先天后天、主观客观、背景运气等各种原因,到头来也只有不足20%的人得以比较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力。
 
在实际生活中,比如在一家企业里,那些直接创造了80%的效率和利润的20%的员工,难道就不应该为自己的突出贡献感到自豪吗?或不应该享受更高的报酬吗?虽然管理者同时最好告诉他们也应该感谢整个企业为他们提供的系统条件与团队支持。
 
或许,按照幂律的逻辑,或对它的简单理解,一个社会的二八结构的两级分化是不可难免,而且它的精英创造力越丰富,在精英与穷人之间的差别可能也就越的大。
 
实际上,在美国那些金融界、科技界的精英圈子里,很多人的言论的确就流露出这样的自我意识。川普的经济顾问,《从零到一》(Zero To One)的作者,硅谷大佬彼得·泰尔(Peter Theil)曾直截了当地奉劝友人,“We are living under a power law”(大意是,想明白咯,我们是按照幂律生存的人)。
 
但对于那些自命幂律骄子的人,以上两部著作,除了发出几句不要忘记天下还有受苦受难之人的规劝之外,还能再说些什么?
 
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如果只是号召扬弃精英主义,而提不出有效的替代方案或改良方案,虽说未见得会造成血缘身份制和世袭权利制的复辟,但堕落到行政分配下的极端平均主义(至少在部分上)却并不太难。美国D党的左翼,实际上对用行政手段进行机会分配的做法乐此不疲。
 
以上讨论反映出一个问题:在美国,无论是流行社会理论家还是正统经济理论,都对国家面临的问题缺少整体的认识。
 
社会理论家与经济学家之间缺乏对话或难以对话,表明他们缺少一个共同可接受、能认可的理论框架。
 
在这个意义上,桑代尔比川普更值得关注。川普代表了一场反精英的右翼政治运动,或通常年龄较老的“红脖子”群众加福音教会对建制派的“夺权”行动。到现在,这场运动因川普败选而一时陷入低潮。
 
而桑代尔所做的,实际上是在为一场持续的、以年轻人(包括不少青年大学生)为主体的反精英的左翼文化运动提供理论,或用马克思的话说,他在制造“批判的武器”。只不过原本作为自由派精英一员的他,提供的这一款武器“火力”仍属温和。他只是在呼吁不要那么看重学历;要多顾及占人口70%的没有大学学历的人的尊严。有些工作,从当清洁工到当国会议员,并没有必要非得是大学学历。(他的具体建议是否合理,此处就不讨论了。)
 
他的这款武器将来是不是会被加以改装而发挥更大“火力”? 不得而知。
 
历史上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当身为精英一员的知识分子投身到全社会的反精英游戏中去,最后竟被认为不够决绝、不够粗鲁,而被推到一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所痴情的运动如野马撒缰,战车失控,直奔火海而倾覆。
 
倘若拜登主政期间了无建树,拿不出足以政策帮助社会弥合分歧(很可能会这样),那么四年以后,D党激进势力与R党顽固势力所分别代表的来自左、右两个方向的反建制、反精英情绪恐怕会更加激化。这样的话,也可能出现来自右的,或者左的,“野路子”政治的反复。
 
纵观历史,大体有两种自下而上的草根政治。一种最终把散落民间的智慧聚集起来,结成新的精英团队,将他们的执政方案推及天下。在古代,中国历史上的秦亡汉兴就是这样的案例。(所谓“汉承秦制”仅指郡县制的继承而言;汉朝还有很多政策革新。)到了近现代,美国独立至制宪成功的过程更是如此。美国人称作的制宪国父,倘若没有革命运动,只会是大英帝国海外殖民地的一批碌碌无为的青年。
 
但更多的草根政治并没有能够靠新的施政纲领集结新的精英群体。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草根政治家路子太野,而在于没有智囊班底提出有足够远见与足够操作性的权力设计。这样的失败案例,在制度衰败、思想僵化的时代层出不穷,比如中国帝国时代末期李自成、洪秀全领导的造反运动。
 
桑代尔的反精英主义,以及D党左翼桑德斯(曾是D党内部对拜登的最有力挑战者)的劫富济贫的政纲,都不难看出仍带有工业时代劳资对立的烙印。但在后工业时代,当大多数人口都置身于大企业、大组织之外,甚至还将出现一个庞大的终身不受录用的非劳动阶层(《人类简史》作者Yuval Harari称之为“废人阶级”),这种路子对于保护与发扬一个社会的创造精神,还会管用吗?
 
于是想到,难免地,美国的未来还需要有人超越桑代尔,为后现代社会提出某种平衡、整合草根情绪,精英抱负,人道价值与经济规律的思想框架来。可能吗?或许有人会问。然而倘若不能,美国还有什么其他的存在理由吗?
 
原作于2020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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