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年的普世教训|1·怎样看美国的二元化-张晓刚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题记：学政治学的人，从美国极富戏剧性的2020大选以及后续剧目里，能看出来哪些教训？又反映出什么问题？禁不住有所反思。恰好日前，友人造访，遂炉边煮酒，夹叙夹议，逐一道来。

从苏东解体时《历史的终结》反映出的那种轻薄自信，到小布什退场时的那种景况（08年大衰退，川普师爷班农称为“惨不忍睹”），再到现在川普退场时（每天新增10几万新冠患者，上千死者，失业人数一度超过08年大衰退的纪录），美国在整体上仍被10几年前或更久以前就已暴露的那些问题所包围。

这些问题，媒体报道的，人们议论的，通常都是表面的问题，属于这样那样的现象。那么深层的问题是什么？对其他国家有什么借鉴作用？应该怎么看？

马克思（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说做社会分析，说到底要看生产力，或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说预判一个社会的未来走势，最要紧的功课，就是做人口学分析。

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在历史上那些新旧生产力更迭的时代，当一些人簇拥着一种新生产力长驱直入，势如大潮狂奔；旧生产力却形同夜海船沉，仍有很多人哭着喊着抓住它的绳索不愿放弃。

处在这两种势力拉扯之中的权力中心，无论制度冠以何样名称，必然一方面没有什么办法帮助社会弥合分歧，恢复团结（没有人能跟经济规律抗衡）；另一方面，这个权力中心自身的运行也难免颠簸动荡，左右摇摆。

正如虽然川普2016年提出“让美国重新强大”的口号，却未能为美国强大真正奠定新的基础，几乎可以肯定，在如何帮助美国社会避免分裂、寻求“治愈”上，拜登一届之内也难有作为（而下一届换谁尚属难料）。在他们之前，奥巴马主政8年，作为也是有限。

用以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看美国，可以看出，今天的它已在相当程度上变为一个二元化的国家。

美国的问题看起来很多。从媒体上，人们经常读到它的贫富悬殊、利益固化、种族纠纷、社区差别，以及政治上、归属上为认同而认同、为反对而反对的非理性、情绪化的派别对立。但这些都不是它的问题的根源。它的很多问题都源自于它的二元化经济。

二元化是经济学家（首先是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1915-1991）用以描述发展中经济体一个模型，表明在这个经济体中并存着一个现代经济板块（通常译为部类，sector）与一个传统经济板块；现代板块凭借从传统板块吸收的廉价劳动力创造利润，积累资本扩大再生产。

美国二元化与经济学的经典模型不同，但同样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只不过这一发展过程是一个后工业化、后现代化的过程；它同样具有两种生产力不平衡并存的特征。这就是东西海岸大城市里新资本驱动下的科技产业与分布内陆各地的，老资本时代的传统工业之间的更迭兴替。

虽然科技企业是上个世纪被称为“现代工业”的大工业的延伸，但它的价值逻辑和工作原理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人力资源上和企业组织上，与其说科技企业是19、20世纪大工业的延续，倒不如说是对后者的革命。

作为传统工业的超级大国，美国面临的转型，是从工业的伟大转变为科技的伟大（倘若完成不了这个转型，那可就真的要出大问题）。但这样的转型势必意味着整整一代“老人”的被淘汰，以及整整一代“新人”的被起用。

所谓“老人”，就是指作为当年大工业主要人力资源的白人员工以及他们的家属、晚辈。他们其中很多人居住的地方，都是几十年都没有变化，公共服务凋敝，就业机会枯竭的内陆小镇。

就像关于福耀玻璃在美设厂的纪录片所表现出来的，那些人一般教育程度不高，一辈子一无专长，二无追求，只是习惯于（通常工会保护下的）不紧不慢的生产线工作，适应不了只有新移民才受得了的起早贪黑的服务行业的工作。

起早贪黑式的服务业（在美国有很多连带的定义，比如从业人员没有正式公民身份，没有社保、没有医保等等）能否一直跟得上大科技、大城市不断发展？这个问题暂且不谈。在这里我们先看看那些生产线下来的人。从投资者的角度（或资本的视角）来看，他们在机器时代的技能，就像旧机器一样是纯粹“没有用”的，因而在向高科技的转型过程中，企业是不再会把他们带着往前走。

尽管那些人在数量上，仍是一个强大的选民集团，但资本的逻辑，以及发展的逻辑，是不会允许任何一个行政当局只回应他们的呼声。所以川普之前历届行政当局，D党也好，R党也好，采取的办法，从根本上说，就是不去直接触犯那个势力，而期待它逐渐老化、自然消亡。

无奈这些人数量实在太多，心中憋了多年的愤懑又实在太大——于是“野路子”川普觉得可以利用这个社会资源；而果然这股势力在2016年把他顺利推上权力顶峰。

但川普给这些人又能带来什么实际利益？他怎么能把他们都安置到确实能使一个国家伟大起来的工作岗位上？比如说他怎么能那些高中都不愿好好念的青年再送进大学或研究生院深造？

川普不懂，一个科技强国的资本逻辑是不会允许一个行政当局与这些“红脖子”群众沆瀣一气，玩同一个游戏的，更受不了用民粹主义口号搅乱资本全局利益。

它是不会允许一个全面龟缩，闭关锁国的国家（对华关系另当别论）出现的。在具体政策上，它也是不会允许全面停止招收外国留学生，或者不再吸收外国移民的。

这一点，当选副总统哈里斯（Kamala Harris，现在已就任）在接受采访时就已说过，她不想拆除川普建的边境墙，而是要在墙上适当开口子，为美国放进它所需要的人。

历史学家有句话，资本家都是爱国的。但资本家还得有未来眼光。

其实早在上世纪80、90年代，那些上学不用功的美国富人孩子就已经在说：我们将来怕什么？既然有中国人来给我们当科学家、有印度人来给我们做工程师。当然，说这话的人，必须是出自拥有足够资产，养得起科学家，聘得起工程师的背景。

按照资本的逻辑，可能一个国家有了科学家、工程师就够了。但按照社会的逻辑，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国家，必然还要有一个创造性的社会生态，为很多个人与群体（比如说妇女、黑人、不同国家的移民、LGBTQ）提供发展机会。

或者，相对于那些自命养得起科学家和工程师，一辈子可以无所用心，尽享欢乐的阔公子，其他人能够怎样活得更好点？这是一个超越资本逻辑的问题。川普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而D党，却一直标榜自己的多元化的代表性。美国东西海岸大城市里五花八门的群体，正是2008年帮助奥巴马竞选成功，以及这次帮助拜登/哈里斯竞选成功的一个主要势力。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2020大选中的川普一直抱怨“大资本”、“华尔街”为D党捐钱最多的缘故。这不是撒谎，而是事实。索罗斯、布隆伯格以及硅谷的企业都为D党支付了不少捐款，尽管他们知道D党里还有一个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左翼，在国会里时常也会整得大科技企业下不来台。这个现象貌似矛盾，但反映了资本利益的优先次序——首先是结束川普的“非常态”统治，然后再说别的。

如此看来，在资本面前，川普是一个真正的“loser”（失败者）。资本有资本的办法把他“炒掉”。

（原作于2020年11月15日）

话题：